北京四中:你是我永不抵终点的箭矢


吴昕悦

2009届校友,北京四中文学社第一任社长兼主编,卫斯理学院社会学经济学士,牛津硕士。击剑运动员,曾任卫斯理校队队员,牛津大学校击剑队主力。现在伦敦某互联网金融公司任数据科学家,业余写作。

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提起自己一直想为四中写点什么,但是又不知如何下笔。我不想写成我一个人的回忆录,也不想探究中国教育之现状。四中之于我,并不仅仅作为个人成长阶段中的一个地点──和许多同窗一样,我在西黄城根北街甲二号的三年并非出于偶然,我曾为它拼搏,为了它骄傲,并且在我离开它之后每每抵达一个新的地点时都会重新回到它,重新发现它。

每次当我写点关于四中的什么的时候,都会有人回复说四中荣誉不再,随之便是X附中和四中谁是第一的争论,我从未参与过这些争端,因为我从未想过拿任何别的学校去和四中比较:我不否认其他学校的优秀,但是四中就是四中,在我心中她不可代替。近年来高考失利的传言和教育改革的蜚语,每一次都追随着幸灾乐祸或是痛心惋惜的四中完蛋论,我一向对于决策者抱有很高的敬意,因为对于一个有辉煌历史的学校来说,每一次行动都面临着更大的阻力。就算北京四中一年完蛋个七次八次的,我爱她,这一点没辙。

 摄影:张文韬

/于是他在中考志愿上填上了八个北京四中/

这是我们09届某个我很钦佩的才子刘天泽的事迹,据说当时初中的老师极力要他留在本校,于是他在中考志愿的八个空栏里一口气全填上了北京四中。

我没有他这样的魄力,那八个空栏我只填了一个:北京四中,其余留白。

一模的时候我考了年级第一,于是理所当然地被保送二中高中部的实验班。祝追说她们初三的时候老师在全班问:谁想上四中。站起来的人就是对自己做下了一个承诺。但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的生活很单调,所以学习对于我来说从来就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那天我妈说,你想去四中吗?我说也许吧。当时四中提前招生已经过了,于是直接约了面试。

我在国内经历过的升学面试有四:两个是大学的面试,在此不提。一次是小升初时去X附中,一次就是在四中。小升初时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从零开始莫名其妙地突击了一个迎春杯三等奖,去X附中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一只肩膀夹着电话问,你是大队委吗。不是。是市级三好学生吗。不是。是十佳红领巾吗。不是。拿过什么特别的奖吗。没有。然后她挂掉电话,转头看向我妈说,迎春杯一等奖全北京就有两千个人,你自己觉得你们家孩子在什么位置呢。

我胸无大志的本性即使是上了初中也没变化,于是在四中的面试我依然什么职位什么荣誉都没有。我当时就是这样走上了教务楼四层,面试我的是李建华校长和杨凤文主任,李校长问我最近看什么书,我说尼采,他说那就聊聊尼采吧。于是我们就说了两个小时的尼采和斯宾诺莎,聊开设小语种选修(后来他们真的开了法语),其间李校长的手机响了好几次,他一直看着我的眼睛继续着谈话,手机一次也没有接。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我的成绩,但是时至今日我一直相信当时让他们决定录取的是一些在成绩以外的东西。一年前校长实名推荐时有人抨击说相比别的学校推荐的“奖状王”和学霸,四中校长的推荐理由是太过飘渺的“人文素养”、“气质优雅”,我当时心里的想法是:若是四中衡量人才时真的变成了清一色的排名和奖状,那她也不再是四中了。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

在我面试结束后走出办公室,在路上遇到在校生,穿着那件知名的四中大背心,当时在我心里激起的景仰之情竟然远超后来在哈佛遇到的穿着crimson文化衫的哈佛学生。当时觉得,成为四中的学生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后来看到一个学妹鸟瞰拍摄的四中上操的照片,才知道原来我们每天很不在乎的事情从上面看竟然如此壮观,她把照片起名叫“与子同袍”,是高一学诗经里的一句,不禁莞尔:果然妙用。

北京四中升旗仪式

 在我进四中之前,有个学长对我说,能者相嫉,到了四中就不要想能够交到真心的朋友了。

但是在四中的三年里我交到了最知心也最敬重的朋友。我依然记得祝追一遍一遍地给我讲道理,她说我现在这么掏心掏肺地跟你说是因为当初没有人以后也不会有人跟你说;我依然记得《郑伯克段于鄢》首演,平时温文尔雅的无为仗剑暴喝“当杀”;我依然记得坐在李皓的自行车后座上,和无为一行三人去景山看日食,毕业的时候无为拿了个本子当同学录,最后叹了口气说,你去美国了皓子去浙大,我还要同学录做什么。前几周和他一起回四中,我先去了书店,给他发条短信说我到了你知道我在哪。五分钟后,无为从背后拍拍我的肩。

当我再回四中的时候,操场上依然有男生打球,但早已不是当时的那些男孩了。但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动作让我有呼之欲出的熟悉感,仿佛我还在这里读书,看到了同班的同学。我高中喜欢一个人很久,那天回四中像实习老师一样坐在后面,突然觉得学生时代总相信自己的独一无二,但其实我们的青春是那么的相似……是不是每个学校每个班都有这样一个瘦高寡言的男孩,又是不是每个学校每个班都会有一个像我一样其貌不扬的女孩在偷偷地看他?

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在四中做的演讲,想起左派和右派同学的唇枪舌剑,想起出国前班里的“红宝组织”,想起我和张思迪申请大学时一起回去上晚自习,我在向晚的胡同里大喊自己的未来不是梦,想起教室后面我们恶搞的每张照片(我们的口号是“再剽悍的石锅也挡不住我们的PS!”),想起那首摇滚版北京四中校歌和hip hop部位操,想起在文学社困难重重的时候收到的短信“老大我们支持你”……如果能够回到几年前,我会对那个学长说:能者相嫉,而英雄相惜──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交不到真心的朋友,只要你足够勇敢去真诚。

/有些事情是总要有人去做的/

我记得李周老师曾经说,你们都是人才,我们也不敢期望你们谁再回来。也许吧,对于很多人来说老师并不是一个最理想的职业。我曾经问过韩露老师为什么选择做老师,他说,有些事情是总要有人去做的。

我记得最传奇的是物理组和历史组。物理组教过我的三个男老师都写得好字。汤玉林老师除了热爱物理以外还填得一手清丽的小词。陈伟老师在我笑话他英文不好的时候说他的英文写得一定漂亮,结果果然很好看──完美主义者不论怎么都是完美主义者。唐契先生还在四中的时候,我有幸听过他一个学期的课。唐先生一手漂亮之极的字,一堂课板书刚好一个黑板,每一个句号都是圆满的。他本带文科班的物理,他说,虽然文科班不考物理,但是也要让文科班的孩子喜欢物理。我想好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他们不仅能让搞竞赛的人钻物理,也能让并非术业专攻的感受学科的乐趣。

历史组凭借着四大金刚一向人气最高,以能讲且敢讲著称。常常都有学生偷偷在下面录音,也常常有人在课上拍案反对然后直接争论起来──四大金刚有名言曰:能挑出错来把老师挂在黑板上的人一律平时成绩给满分,言出必行。四大金刚里教过我的只有两个。赵利剑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口才和思辨,而是他说起的在他刚刚工作来四中时的一件事。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带班,在课上发现一个男生没有听课在看旁的书。他过去问话,那个男生看的是克劳赛维茨的《战争论》。他并没有没收那本书,而是出了一身冷汗──若是那个学生反问他有没有读过这本艰涩的书,他没有读过。于是他就让那个学生读下去了。

另一位是当了我两年班主任的石国鹏老师。我们私交很好,故事太多,讲也讲不完。他在我们班里大搞民主──全班选举班长和团支书,然后班长和团支书组阁,班长表现不好,全体同学可以弹劾,若弹劾成功,内阁解散重新选举。其他行政上的事务采取抽条制──谁给班里扣分了什么的就抽条然后按条上写的内容背课文打扫卫生之类。我因为经常迟到所以攒了很多条(某周石锅生病没来,我给他发短信说我这周没迟到,结果他一回来我就抽了三张条),当时要我背训诫,我当时不好好背,临毕业前生生地记下来:“人之所以为人,要以自食其力为本根,以协同尚义为荣卫……”我和石锅政见不和,但是我始终很敬佩他,他是一个秉直而率性之人,生而为人师,他是如此爱他的讲台和他的学生,即便他知道台下有的人在补作业在做别的事情,他依然把每一堂课做成艺术品,所有的引言所有的遣词用句无不用心。他坚持他想要让学生知道的事情,并且付诸行动:比如我们班备受争议的民主制度。石锅有狂言在外:除了北京四中,谁容得了我;除了我,谁容得了北京四中!

作者(左)在抽“百罚箱”

回四中当语文老师也是一个我不曾言说的梦想──在大学里,当我读到好书或是学到让我倍加感慨的知识时,我总是想象自己在讲台上与别人分享它,而那背景,总是四中六边形的教室。

虽然我上语文课总是不好好听,不是补作业就是胡思乱想,但是四中的语文组对于我确是师恩难忘。我还记得在论坛上面和十班的同学一起发文章互相评比,那经历让我第一次知道了读者是多么可贵。我高一时加入了刚刚组建的文学社,当时正是意气风发,就直接去找黄春老师谈话,我记得当时谈了两个小时(和学生谈话过程中有电话不接好像是一个传统了),末了他说,你很聪明但是你的聪明早晚会毁了你的──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说聪明。后来当了三年文学社社长,出版了九期《流石》,我须得承认我从始自终就不是一个学生领导的材料,在四中并不缺乏舌灿莲花或是善于社交之人,但我并不属那一类。《流石》一出,引起了很大争议,在四中这样自由主义气氛浓重的地方,一份官方组织学校支持的刊物是并不受欢迎的,即便两年后获了全国特等奖,我们也只是在校外获得荣誉,在校内依然被骂,甚至有人当着我的面將墨香未干的杂志扔进垃圾桶。那是闲云野鹤的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责任:我兢兢业业的编辑们花了多少不眠之夜去做这样一份杂志,却不能得到他们应得的起码的尊重,而我要去保护他们。我慢慢变得强硬,在这过程中黄春老师确实帮助了我们很多,我记得每一次他请我们吃饭时,吃完后把自己的那份钱悄悄放在玻璃板下是我们这一届编辑班子的默契。最后做优秀社团评比的演讲时,提起三年前,我又不由脱口而出:当时黄春老师的头发尚且茂盛……于是当场笑场。他总说他每为我们这帮文学社的孩子忧一次心,头发就掉一根,临近毕业时我送给他一张贺卡:黄老师,我们长大了,文学社也长大了,当然您也已经没什么可忧心的了。

《流石》创刊号至第九期
《流石》创刊号首页

我没有参加高考,但是高三是一种迫来的气氛。李家声老师把全部背诵篇目手抄了一遍,复印给全年级,工整的小楷洋洋洒洒满满地印了厚实的一大摞──陪考的老教师尚且身先士卒,参加高考的考生更应自勉。汤玉林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是手写版的,漂亮工整之极,他说嘿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写作业都没这么用心过……高考那天高三老师去分散的考场送考,石国鹏老师和安迎老师二壮士的送考格外扎眼(把路堵了= =),有人说,看到老师心里特别得安宁。我有一次和我大学的教授说起我的高中和我高中的老师们,她说,你们的老师,你们的老师太爱你们了……

我写这么多,但无意神化或是妖魔化四中的教职人员,他们也是人。一个事业单位里的流言蜚语和勾心斗角,到了高三慢慢地即便是学生也能看得出端倪了。他们也是人,于是也有偏袒也有私欲也有狭隘,但为人者为人师的尊严在于当你可以去选择偏袒选择私欲选择狭隘的时候依然会尽你所能去选择公正选择无私选择宽容。

一如四中有很多受学生爱戴的老师,我也未曾少闻学生对于某些教职人员的非议和批评,甚至有人寻衅滋事。前一段时间听说孟海燕老师离开了学生处,因为压力太大。我想也许每个人的学生时代都会有一个不讨人喜欢的教导主任(或类似人等),而当一个人的职责就是去查发型没收手机的时候,他/她本身便很难得学生的心了。我们将体制的问题归咎于一个个人,然后将她妖魔化。我知道有所谓的“民主斗士”毕业后回去找孟老师滋事,当你抱怨老师不尊重你的权利你的民主的时候,你尊重过她吗?

我并不认同这个学校里所有老师对于教育的看法和方式,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爱学生的──恨你恨得牙痒痒还非得在学校里一待十几年,图什么啊。

“1991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苏联解体了。二,我出生了。”

这是北京四中2009届成人典礼上幻灯片里的一句话,当时在一片黑暗中我为我的同窗击节叫好。后来我主编毕业手册,我在后面附了一张三年间的年表,是两个平行的时间轴,一个是三年中四中发生的事,一个是三年中世界大事记,然后两个时间轴延伸,变成心跳的波动,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的读了那本毕业手册,但是那时代脉动合而为一的心跳是我在四中所收获的,也是我所期待的。

《北京四中2009届毕业纪念册》第34、35页

四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偏偏是那些在别人眼里看来虚无飘渺年少轻狂的事情。石国鹏老师说每年他讲到某些篇章的时候都会引起纷争,实际上我一直觉得他相当享受这样的辩论而不是学生对他一味崇拜的照盘全收。别人说我们是一帮十七八岁的孩子煞有介事地说毛泽东说儒家法家说农业改革,好像这个国家的未来我们说了算数──而我就是在四中学会坚信:但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

安迎老师曾经说别跟我说什么没考上北大清华就愧为四中人没脸回来见我──四中人是什么,就是你们出去擦厕所都擦得比别人干净。二零零八年四川地震,届时已经毕业的李赛学长赴灾区救援,安老师和他在灾区相遇。他说执教这么多年,有学生拿国际大奖,有学生金榜题名,而这一次是最让他自豪的。

《李赛校友汶川地震救援汇报会》的安迎老师和李赛校友

/那谜底是谁都不曾说的一字/

从四中毕业了两年,和很多人一样,有时觉得四中变得不再像四中:改建的礼堂、加了栏杆的回廊、离去的老教师和跳槽的年轻教师……佟葆稼学长曾经在一篇日志里说,你怀念的不过是你当初的那个四中而已。

但我总觉得就是从这些离开的人身上我能更好地看到四中。有个朋友对我说,也许没有哪个别的学校会像四中一样,从校长实名推荐到自习室改造都会在校友圈中引起轩然大波。她说我不知道你们的自习室到底改造没改造,但是你们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倒是把我这个局外人都感动了。

关于作者: 四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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