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校友
2017年6月12日，北京四中的校园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山西、河北等地的35位中小学一线教师。虽然来自不同的学校，执教不同的学科，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乡村教师。
他们千里迢迢而来，怀着用教育改变家乡的期许，来赴这一个约定。这个约定的缘起与北京四中校园里的这群人密不可分——
“到农村去吧，因为那里更中国”
北京四中学生乡村支教实践活动
又是一年高考季，又一批北京四中高二年级的学生赴山西、河北等地的贫困乡村地区支教。从学生自发到学校组织，学生支教活动已开展十余年，这些经历成为了学生们一生难忘的体验。
by陈年年
乡村支教的生活与很多学生想象的不同。曾去往河北省平山县小觉中学支教的2017届学生阚箫阳这样回忆：
“正式来到校园后，在我眼前的是几栋中规中矩的、大约只有三四层样子的普通楼房建筑。不得不说，这所学校的校园环境还算是可观，至少比我想象中的好多了！”
但是，在硬件条件尚可的校园环境背后，他也很快发现了问题：
“在老师宣布‘上课’后，首先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桌椅声；其次，就是学生们冗长而无力的‘老——师——好——’。每次听到这三个字，我觉得我感知时间流逝的神经就被麻痹，因为我找不出一丝生机。之后的每一课，我都要经历这漫长的麻痹过程。……孩子们对于老师的教导说一不二，完全遵照执行，似乎他们就是机器人，没有一点点自我的特色。这使我感到无奈，甚至惊恐。”
在无奈与惊恐之余，他不禁发出疑问：
“如果在他们的青春中，从始至终贯穿的都是这样的课堂，就算是这些孩子走出了大山，他们能摆脱那“冗长的麻痹”的束缚吗？”
by陈年年
思考过后是行动，阚箫阳与他的同学一道，试图去做一些改变。他们布置了很多节活动课，陪学生们做游戏、打乒乓；教他们打篮球、教他们书法，教他们音乐，教他们折纸，甚至把四中的经典剧目《郑伯克段于鄢》搬上课堂，教学生们演戏。他们希望在这片思想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种下名为“情怀”的种子。看到原本羞涩的孩子们眼里闪烁的光芒，参与支教的学生感觉到，这颗“种子”似乎开始具备发芽的潜质。
除了给予，四中学生在支教过程中更多的是收获。
与阚箫阳同届的学生过好好也参与了支教活动，她的目的地是山西大同天镇县二十里铺小学。在那里，她担任一年级的班主任，与十一个孩子朝夕相处了七天。
by陈年年
在支教总结中，她一个一个地回忆这十一个孩子，就像在悉心介绍自己的珍宝：安静到不能被忽视的姑娘小卿，爱戴眼镜的“皮小子”小帅，爱哭鼻子的“冷男”小强……曾有四中的老师说过：“到农村去吧，因为那里更中国。”在这里，她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和真实的世界，接触到居住在城市里很难想象的生活方式，接受了一次身心的“洗礼”。
一周的支教时间毕竟短暂。想说的话太多，而实际能做的却又太少。过好好说出了大多数支教学生的心声：
“我们终究不能为他们带去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但是让孩子们知道，有一些人始终在关心着他们，即使不能做出什么大的改变，我希望，这能是一种念想，而不仅仅是一种怀念。”
学生的支教经历经过多年的沉淀，对乡村教育的部分情况有了如实的反馈。学校也意识到，四中作为一个拥有雄厚教育资源和社会担当的教育机构，可以为农村教育甚至整个农村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我不是企业家校友，不能援建母校，但是做一些教育扶助还是力所能及的”
出身乡村的四中教师心声
2011年夏天，八位四中教师风尘仆仆地赶往江西省上饶县中。其中的带队教师是现任北京四中房山校区执行校长、时任北京四中高中部语文教师的黄春老师。而上饶县中，正是黄春老师的高中母校。
黄春老师出生在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铁山乡，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山村。他的小学生活就是在乡下度过的。
黄春老师回忆起那段学习生活，也不禁苦笑：
“学校的硬件条件自然是很差的。南方宗祠多，我们的小学校园就是祠堂改的。用篱笆隔出教室，没有围墙和天花板，没有黑板，没有教材。边上就挨着猪圈，还有一群养鸡养鸭的，上课的时候就听见周围鸡鸭一直在叫。”
而彼时老师们的教学水平也是令人担忧的：
“当时小学里几乎没有老师是师范专业的，都是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甚至只是识字老师。后来我到乡镇上初中，到县城上高中。基本的生存条件不错了，但是即使是县城的老师也很少是读过本科的。”
后来，17岁的黄春考到南昌读大学，27岁的时候来到四中任教。周围的环境变了，但是心里一直存着对家乡那片“红土地”的牵挂。
工作后，黄春老师也经常回到母校去看望自己的老师。这些年来，不少家乡学校的硬件条件改善了，教育手段也比较前沿。老师们的学历水平今非昔比，本科毕业生教小学也不再是罕见事。
但是在和老师们的交流中他感受到，虽然现在不少乡村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都不再成问题，但还有一个根本问题尚未解决：
“从我上学那会儿起到现在，大部分的乡村教师还是以学生获得优异的考试成绩为最终目的。其实我的高考也没有很好，上了比较普通的大学。但是工作之后最受用的倒不是考试的东西，都是自己瞎玩、瞎折腾造就了现在自己工作中的一些收获。考试不应该是唯一重要的东西。我看到有些老师开始有这个想法，但是不太知道如何实践。”
他想，自己虽然不是企业家校友，不能援建母校，但是做一些教育扶助还是力所能及的。
于是在一次与刘长铭校长聊天的过程中，黄老师提起自己很希望能把四中的教育教学理念带回家乡。刘校长听后对这个想法非常认同，就提议组织一批老师，一起去黄春老师的家乡支教。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了不少有情怀的四中老师的热烈响应。于是，2011年夏季，“回报家乡支教行动”的初次活动就此成行，目的地：上饶县中。
在那里，他们开设教学示范课，开展教学研讨活动，把四中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带到了这个南方县城里的中学。
之后，有更多的老师参与到这个行动计划中来，他们去往赵宏伟、李雄等老师的家乡开展了几期支教活动。北京四中与乡村学校间的壁垒被渐渐打破，一个新的合作模式开始崭露头角。
“乡村教师继续教育、发展、培训的问题很重要，这是办好乡村教育的战略性问题“
刘校长的教育理念
组织学生、教师去往乡村支教，亲自前往多所乡村学校考察，刘长铭校长一直心系着乡村的教育问题。
他曾实地考察一所寄宿制农村学校：80个学生（包括学前两年到小学6年级），33名教师外加4名特岗教师，师生比几乎达到1：2，而且老师全部在编、每月工资都在5000元以上。无论是师资配比还是生均成本都与城市很多学校持平甚至超过。可是，走进学校，摆在眼前的却是：阅览室可能几年都没向学生开放过，书全堆在地上、本应供学生阅读的桌子乱七八糟；办公室里，老师的办公桌上只有一个烟灰缸，没有一本书。
对于乡村教育的出路问题，刘校长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觉得，有了钱，有了老师，教育质量不一定能够得到提升，还要看老师素质如何，是否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这几年，对于乡村教育，国家和社会有了很大投入，但这并非是简单给“钱”就能办好的问题，需要我们把工作做到人身上。”
目前大多数乡村学校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教师，一种是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另一种是刚上任不久的年轻教师，尤其是刚从高校毕业，响应国家号召从事农村义务教育工作的“特岗教师”。
刘校长认为，对于“老教师”来说，重新激发他们的热情和潜能是重中之重：
“在长期不稳定和落后的工作环境中，可能有些乡村教师的热情已被消磨，但只要通过有效手段和政策途径重新激发他们的潜能和智慧，乡村教师群体一定会发挥他们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