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校友
北京四中在北京乃至全国都有着良好的声誉，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一流名校。江在任时于1995年到四中考察时说了16个字，“四中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到此、三生有幸”，这16个字的后三组12个字，用在哪里都是最高的荣耀，无论是清华北大，还是香港澳门。这是历来到过四中的大人物中，地位最高的人给出的最高的评价。
那么，北京四中究竟“好”在哪里呢，我们从三个方面仔细分析一下。
一、校园
北京四中东西北三面临街，东面的街道我们上学时叫“后库”，现在统一称之为西什库大街，我们上学时的正门在东边；西面是西黄城根北街，现在正门开在了西面，东面的门反而成了后门了；学校的北面是地安门西大街，这一点没变，只是拓宽了；学校的南面与人大常委办公楼为邻，几十年没变。这四面都确定了，可以得知四中的校园大致是一个正方形，每边大约200多米。
2020年是鼠年，在120年前的那个鼠年，也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入北京，大清朝战败，赔款不说，还得给联军战死的人修墓地。那个时候不兴搞强拆，朝廷只能在自己的身上下手。“后库”顾名思义就是“西什库”的后面、也是储存各种杂品的仓库，朝廷就把这块地腾出来给八国联军做了墓地，其中法国人死的较多，统一埋在了这块地的东北角。
“庚子赔款”之后，美国带头退还了部分赔款用来兴办中国教育，清华就是用这笔钱创办的。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06年顺天府在后库筹建“顺天中学堂”，1907年正式招生开学，1912年9月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在筹建的过程中，西方列强也是支持清政府兴办教育的举措，墓地也就迁的迁、平的平，只有东北角的法国人墓地有专人看守，态度强硬，没有拆成。所以四中这个大方块缺了东北一角，总共占地面积大约45000平方米，约合67亩地。1949年以后，新建的政权不认这个邪，就在东北角的法国人墓地上，建起了“中直招待所”，用来招待来京的各省大员，改开后升级变成了“金台饭店”。1965年我们在校时搞战备挖防空洞，在操场的西北角还挖出了不少的水银，也可以佐证是当时为给八国联军建墓地而匆忙搬家时遗撒所致。
四中的校园在北京不敢说最大，但也是名列前茅，最可贵的是有一个市区内的学校绝无仅有的400米跑道和标准足球场，这是四中的骄傲，每逢教育界有大型活动，四中操场必是首选。四中在1950年代修了一座教学楼，无暖气无厕所，只能装32个班，离当时中小学六个年级各六个班的共36班的标配还差4个班，我们刚进校时是在南墙边上的平房上课，初二才进的教学楼。因此上说，当时四中的校舍不算是先进的。四中的教学条件还是相当不错的，校图书馆藏书十余万册，在当时可以和一些大学相比，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上生物课用的显微镜，我们上课是一桌一台，也就是两人一台，我们的小学同学上了其他学校，就是老师讲台上有一台，同学们排队上去看。1965年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很喜欢她，其间她来到四中参观，为了这次活动，上级一次就拨给四中十台国际比赛用的标准乒乓球台，这在当时就是发了一笔小财。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四中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改造”，所有的建筑除了老校长室是原拆原建保留原来的风貌外，所有的建筑全部拆掉重建，全部“平改楼”，最为有名的大操场也扭了个90度，因为不符合国际标准，国际标准的体育场全部是南北向的。 原来在校园东侧的校门，那是很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设计者是谁已不可考，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四中的校门和清华大学的校门很是相似，人们都说进了四中就等于进了清华！现在看来，这两个建筑是有惊人的风格一致之处，也不知是谁模仿了谁，从建校时间来看是四中在先，但也不排除是后改的校门。现在从大街上已经看不到四中的老校门了，在2001年西什库大街的改造扩宽工程中，这个老校门被拆掉了，为了留下这个四中人心中魂牵梦绕的地方，学校在四中操场的东南角重修了这个标志性建筑，现在人称“克隆门”。
小结一下：四中的校园够大，建筑有特点，但是校舍不新，很多都是民国的老房子。四中的教学条件是一流的，领先于当时其他中学，这得益于它的名声。
二、教师
四中之所以闻名于世，不在于它的校舍多么大、教学条件多么好，而是四中有一批非常厉害的老教师，这批老教师在当时可以称为一时之选，这里边不乏有大师级的，他们带领着年富力强的骨干教师，还有刚刚留校的高中生教员 ，他们一代代传承着，传承着四中的光荣，传承着四中的骄傲，他们有以下几个特点。
1、有尊严
尊严是什么，这说起来很抽象，看不见摸不着，似乎可有可无，其实尊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文化传承的命脉。尊严是一种力量，一种令人敬佩、令人信服的吸引力，平时人们管这叫“派儿”，“有派儿”是人们对值得尊重的人的一种非常高的评价。四中的教师们尤其是中年以上的教师，和蔼的面庞上流露出一种威严，严肃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内心的慈祥。正式这种尊严构成了四中的校风，全校之内，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互表敬意，从教师之间传到了师生之间、传到了同学之间，从在校期间延续到出了校门之后，又延续到了后代身上。
从1949年以后，社会上的称谓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教师不再被尊称为“先生”，通通的称为老师，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表现，可是四中校内对教师的尊称还是先生，主要是对老教师，一直叫到了“文革”，连我们这些64年进校的小孩子也跟着高中的学兄们一起叫。可见，四中这些老先生们身上的尊严，也就是人格魅力不是因时代不同就能消失了的，这是他们对自己教师身份的骄傲、对自己教书生涯的一种自豪、对学生们的一种热爱，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不是装的，装也是装不出来的，尊严对于这些老先生们来说，是比生命还更重要的品行。文革中曾一度批判“师道尊严”，其实这种尊严不是一批就能批没了的，这是多年养成后与生俱存的。经过这么多年的批判，尊严在当下的教育界几乎是没有了，都发生了校长搞老师、老师搞学生的丑闻了，何来尊严！
在四中的师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文革”前某天的一个下午，某教师正在教员室批改作业，这时进来了一位解放军，问明他就是所找之人后，走到跟前向他说，我是某首长的秘书，他的儿子某某某是您的学生，首长今天有空，派我带着车来接您，想了解一下某某某在学校的表现。这位教师沉思了一会说，您也看到了，我正在批改全班的作业，我是全班40多人的老师，不是一个人的老师，您把地址留下，等有空了我骑车去拜访首长。这个故事之所以传开，并都为某先生叫好，皆因四中校内的风气很正、价值观相同。这位首长当时官拜全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军衔，这种机会放在当时的别的学校别的人身上，足够吹一阵子了！（现在文中的当事人均已故去，所以用某代之。）
尊严是四中校风中的精髓，靠着教师一代代传承，也可以说是四中的灵魂。（有一段话放在第四部分再说）
2、有修养
如果说尊严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道不明，有者或需要者视之重于生命，无之或弃之者则看为一钱不值；那么修养就是形而下的具体表现了。修养看得见摸得着，说得清道得明，有者傲视同侪，无者装之趋之。这种修养现在很多人叫做“范儿”，言谈举止之中令人敬仰并值得模仿。
四中的老师有修养，表现在外在和内心两个方面。外在的修养在当下有许多的表现，如开车有车品，吃饭有吃相，看演出有看演出的规矩等等，但在那时候学生观察老师，主要就是看外表，也就是看服装。四中老师的收入不低，完全可以穿戴得很好，但是四中老师的服装都只是追求得体，不管穿什么都显得一看就是老师，有的女老师穿一件大襟上衣，也显得和宋庆龄一样的气质。现在我们都老了，回想起来总的说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质地好样子老，样子太新容易让人有奇装异服的感觉，质地好说明社会地位和收入，样子老说明遵规守矩；第二就是合身。每个人的高矮胖瘦都不一样，衣服都应该因人而异，再好的衣服不合身也是白费钱财，四中老师的服装都非常合体。人们每天都照镜子，有的为了美有的为了雅，四中的老师也不是不讲究穿衣，在我们上学的那个年代，这就是在社会大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为讲究的穿衣方法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如果你现在在机关里、在学校、在医院，如此穿衣还是会获得赞许。
修养的内在表现就太多了，四中老师人人都用自己的言行诠释着，使我们几十年了都如沐春风恍如昨日。我们上初二时的语文老师廖先生，有一天来上课，穿着一件呢子大衣，我们起立敬礼后，他还礼时鞠躬鞫得格外的深，然后说，我今天感冒了，大衣就不脱了，请同学们原谅。我们说过，当时的四中教学楼没有暖气，教室里有一个煤球炉子，时好时不好的，教室里很冷，有的同学也不脱大衣，我们根本没想到廖先生为这件事还很郑重的说明一下，表达了对同学们的尊重。廖先生上课时总是把手表摘下来平放在讲台桌上，以便掌握时间，基本上是讲完下课铃响，从不拖堂，这一是尊重同学，二是尊重下一节课的老师。笔者不才，也在中学教了十年书，我每一节课也都学着廖先生，摘表放在讲台桌上，也从不拖堂。就凭这一点，我在《少小离家老大回》一文中讲到过，为了调动我去试讲，话音落铃声响，该校长当时表态您回去办手续吧，为这也得感谢廖先生！还有一位朱先生没有教过我们，听高中的说，他一上课看到有谁因天热挽着裤腿，就走到谁的跟前说，放下来放下来，成何体统。我们四中是男校，又没有女生，穿制服裤衩行，挽裤腿不行？对了，这就是体统！上体育课后，夏天都会把扣子解开，去水龙头处用凉水冲冲，这是你碰到那个老师都会让你赶快记好扣子回去上下一节课，在校内绝对不允许敞着怀不系扣子。在校内夏天可以穿短袖衬衫，但是不能穿圆领衫，因为没有领子。修养不是虚的，它时时刻刻约束着你，在四中几年，这样的事经历的太多了。 3、有学问
说四中的老师有尊严有修养，有了这两样的老师就必定有学问，这里边有因果关系。四中校内现在有一处景观叫二老雕像，是为了纪念刘景坤和张子鄂两位老先生的，这两位老教师教书育人一辈子，都被评为特级教师，誉满杏坛。尤其是教物理的张先生，不但教好高中的课程，还能够与大学的物理课程无缝衔接，使四中的学生上了大学没有一时的不适。每每高考过后，高三的学生冲出考场高呼张子鄂万岁。刘先生是化学老师，其实四中还有一位鼎鼎大名的马老先生教数学，人称“马大代数”，这三位正好是数理化三门主课的把关人，只不过马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山东大学给挖走了，据说当时的市长彭真为此还发了很大的脾气。
这里还要说说我们的廖先生，有一年他教高三，考后教育局带着几个阅卷老师找到他，说有一个考生是他的学生，高考作文是满卷的锦绣，按水平绝对是满分，可也有人怀疑是秦牧（秦牧是我国著名的作家，文革前因其散文集《艺海拾贝》而享誉全国）未发表的文章流了出来，因为风格太像了，故而来访。廖先生看了这篇作文肯定地说，这就是他真实的水平，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也喜欢秦牧的文章风格，又把这个学生平时的作文拿出来比照，大家都心服口服，据说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二个满分。四中的教师们，门门有带头人，科科不缺领先者，就连体育组都是人才济济，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加上田径游泳，都有高等级教师，体育组教师平均教师级别是3级，3级是当时大学讲师的水平，这在现在也是少见的，其中韩茂富老师是特级吴济民老师是1级，这两位先生都一生从事篮球的教育及裁判工作，在全市乃至全国篮球界都是有影响的人物，韩先生是国家级裁判（当时我国不在国际奥委会内所以没有国际级），吴先生是一级裁判，据说是有一次和苏联的比赛，他吹主裁临结束时延长了3秒钟，使中国队反败为胜，人家苏联提出抗议，给降了一级。有了这两位先生的指导和打的底子，四中校队一直是北京市中学联赛的夺冠或保冠球队，直到现在。前几年韩先生的雕像也立在了操场南端，守望着他一生热爱的篮球事业和市里唯一的大操场。
4、有方法
有学问没有方法也不行，没有方法是有水倒不出来，当不了老师，据说陈景润也有一段在四中的经历，就是不适合当老师才去搞研究。这个方法说来就是启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从内心想跟着你去探讨去研究，这往往决定着学生一生的走向。我们的老师们在这方面也都是各有高招。
四中每年招生6个班，大约270个学生，这都是全市近千所小学中挑出来的尖子，除了实验二小每年考上的多一些，全市一个学校平均不到一个。作为教师能够得全市的英才而教育之，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因此每个老师也都使出浑身的本事，使用各种方法来吸引同学们，想在这些尖子中再挑选些尖子，传授自己的看家本领，这与现在的老师收钱补课真是有云泥之别！
当时四中办有各科的讲座，给那些在课堂上“吃不饱”的同学开小灶。1965年我参加过一次由历史教员组组长徐健竹先生开讲的“关于李秀成自述”，那是面对高中同学的，我当时初二由于比较喜欢历史课，就厚着脸皮也去参加了，好在大阶梯教室后边还有座。李秀成在被清军俘虏后，临被杀前写了几万字的《李秀成自述》。关于这个自述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以罗尔纲先生为代表，认为李秀成不是真投降，是伪降，是想借写自述之机把太平天国的一些历史留下来；另一种意见以戚本禹为主，他写过一篇《评李秀成自述》，认定李秀成就是投降，就是叛徒，并抬出了毛泽东为此批的16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再加上当时的阶级斗争大环境（实际上已经是文革的先声），戚说一时占据上风。罗尔纲先生研究清晚期历史和太平天国史几十年，是公认的大学问家。徐健竹先生用比较客观的史实和资料介绍了双方的观点，并未做出自己的判断。其实我当时尽管是个孩子，也听出了徐先生还是倾向于罗大师的。几十年过去了，那场讲座我至今没忘，并且吸引了我一辈子喜欢历史、喜欢近代史。
在1965年元旦后的一天上语文课，我们的廖先生上课后没有马上开讲课文，而是先问了一个问题：刚刚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引用了一位唐朝诗人的两句诗，哪位同学知道？同学们互相看着，没有人说知道。廖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了“沉舟侧畔千帆过”7个字，又问，谁能接出下一句，还是没有人知道。廖老师又写了“病树前头万木春”7个字，接着说，同样的问题我在一班（我们是二班）也问了，一班有一位同学答上来了。你们虽然还小，也要养成关心时事政治的习惯。又大致讲了讲这两句诗的作者刘禹锡的的情况。也可能是这件事情刺激了我，我从此非常喜欢这位“诗豪”的作品，他的许多诗句我至今能够背诵。
我们初一的体育老师是迟文德先生，有一次体育课下大雨，就改在教室里上，迟先生是专攻足球专业，就讲起了足球。介绍了一些常识和规则后，讲到了角球，角球有各种战术，也有时能把球直接转进球门，我们当时都听傻了，那时没有电视机，也几乎没有现场看球的机会，这怎么可能呢？球还能拐弯？迟先生讲起足球场大约是90米长60米宽，从角球点到球门中心往后大约是30米多一点，要想让球旋转进球门，就得有多么大的角度、旋出多大的弧度等等，连说带写地划了一大黑板，这时如果有人走进教室，一定是认为在上数学三角课。这堂体育课，以前没有过，那以后再也没有过。
四中的老师们，不，应该说是四中的恩师们，给我们打好了一生治学做人的底子，让我们得益当初受教一生！
小结一下：四中老师的人品修为与学问并重，提升自己、惠及学生。四中老师眼里没有权势，校长和教师只是两种工作、各不干扰，同侪之间也不傾轧，比的拼的唯有学问，颇有北大之风。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那时大字报随意写、互揭老底，我不记得有什么出边的东西。
厉害了，我的老师们！
陈国恩（67届初中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