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荫柏先生千古 | 家国天下百年永续

北京四中校友、中国抗战老兵、飞虎队翻译、原北京四中教师孙荫柏先生于2018年12月5日19时因病逝世，享年100岁。告别仪式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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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四中：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1918年，孙荫柏先生出生于河北乐亭，三岁丧父，初中毕业时丧母。

十几岁的孙荫柏怀揣一支毛笔和一方墨盒，只身来到北平，同时报考了四中、师大附中和河北高等中学。尽管自小是在远离京城的乡下念书，但孙老因读书得法，成绩一直不错，所以考试之后，这三所中学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接到通知书后，孙老没犹豫就选择了四中，原因很简单，四中学费低而老师的名气大，还能住校有饭吃，这些都是穷苦学生求之不得的。

彼时日伪当局竭力执行高压政策，推行殖民统治，但四中基本上还是任用原来的校长对学校进行管理，所以孙老入校时，齐树芸先生依然是校长，刘景昆（字伯忠）老师任教务主任，原有的任课老师还都在照常教课，表面上的变动并不大。

可惜好景不长，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占领当局很快就规定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并派了一个名叫佐藤见志的日本教官来校。同时学校里还来了些日本学生，每个学生宿舍里分住两个，监视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校园外，土褐色的日本坦克和装甲车时常在街上隆隆开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警在市里的大街小巷不断地进行巡逻，盘查行人，更让大家体会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日本占领当局明白，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特别是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统治方法之一是成立汉奸组织“新民会”，并尽量扩大它的影响，比如每天早上都要强迫学校的师生唱“新民会歌”等。四中也有日伪当局派来的“新民会”分子，但学生们都尽量不去和他们接触，孙老就经常在上日语课时和同学一起逃课，去东四南面的“青年会”（当时北平的一个教会组织）学英语。

孙老曾感慨，亡国的人民最大的悲哀是人人自危，因时时刻刻都没有安全感，使得情绪极为压抑。爱国是大家共同的感情，但却不能公开地说出，在这种因失去祖国而倍感屈辱的环境里，埋头刻苦读书和努力锻炼身体就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读书和锻炼身体的目的当然是要救国，这是埋藏在每个四中师生内心深处的唯一目标。

虽然校园内师生们的生活还算正常，但北平城内形势却很不平静。据孙老回忆，1940年的一天清晨，在上班路上，枪手从后面向齐树芸先生坐的包月车开枪，第一颗子弹打在包月车的后挡板上，打第二枪时，车已停了，他佯装受伤倒地。行刺地点距四中不远，学校里刘景坤老师和一位叫李鉴古（教生物兼教日语）的老师听到枪声，跑出来把他接回校内。虽说并未受伤，但让他受惊不小，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辞职回家。

齐树芸校长辞职后，日伪当局派来汉奸王岩涛来校当校长，此人不仅卖身求荣而且搜刮民财以饱私囊，上任不久就把存放自行车的铁架子卖掉，既讨好日本主子，又给自己捞钱，遭到全校师生的反对，没过多久就被撤换了。

由于日伪当局日益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学校被汉奸校长所把持，这让孙老实在不能忍受，萌发了去大后方读书的想法。就这样，在入学两年之后，1940年暑期，他一个人离开了北平。

西南联大：辗转半个中国只为继续求学

离开北平的孙荫柏先取道塘沽，然后坐船到上海，之后又辗转到了越南的海防，再由那里入境回国到云南报考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

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这三所学校在1937年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孙老就读于法商学院的政治学系。

孙老入学时，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不久，说是新校舍，其实不过是30多栋土墙茅草顶的学生宿舍和50多栋土墙铁皮顶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此外还有2座食堂和一座图书馆，为砖木结构。但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校舍里，却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赵九章、邓稼先，以及一百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当今学术界的地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与之匹敌。

孙老认为，西南联大不仅大师云集，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蔚为学术重镇、而且是人才摇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大由梅贻琦校长主政，校务委员会的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等，由教授会民主推荐，全部由教授担任。联大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教授治校，以及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勤学的精神、为共同事业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尤为值得我们效法。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孙老的毕业证书就是1946年之后，回北京到清华大学去领取的。

参军飞虎：投笔从戎飞虎队里的“太阳”

1944年还在读大四的孙荫柏应征入伍。为满足战争时期的要求，学校举办了译员训练班以加强学生的口语能力。训练班的培训教师为联大教授，孙老的口语教师是闻一多先生，虽不是聆听闻先生讲文学，但能得到闻先生亲授英文口语，这让孙老余生一直引以为豪。

训练班结业后，孙老被分配到空军，加入刚刚由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飞虎队）和中国空军改编组建而成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成为了一名翻译官，在抗战后期最紧张的时候，奉命来到安康机场，为美军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做翻译。

战争最为激烈时，机场进驻飞机100余架，飞行员及地勤人员近千名，而翻译只有孙老一人。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孙老不由得十分激动，却也不无感慨。

“那时候美国人有一套情报网，中国人也有一套，我要从中做翻译和联系工作。情报工作人员见有敌机从机场出发，马上就以无线电报方式发来，收到后我要马上翻译，告诉美国人。由美国人来分辨这个飞机的飞行方向，研究对策。”

安康机场离前线很近，那时空军的大部分飞机都是从成都起飞，带着炸弹飞往日本方向作战，往返在安康机场中转、加油、维修。

“我的英语算是学得很扎实了，但是并没有’实战经验’，加上那些美国大兵们都有各自的口音，还有许多俚语，一开始听不懂啊。后来有不懂的我就问他们，也不怕他们笑话我，再后来交流就没问题了。

此外，大到汽油、炸弹、气象的中英文文书、文件填写，小到为美国大兵们生活中的琐事做解答、做服务，美国方面有事要找我，中国方面有事也要找我，我就是当时安康整个机场中美军队之间沟通的桥梁，四处都传来“SUN”“SUN”的喊声。后期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不过那时候年轻，没觉得难熬，只要没事了，甭管在哪儿都能打个盹。”

每日里飞机轰鸣，紧张的气氛，使人心里得不到一刻舒展。虽然没有与敌人面对面的搏斗场面，但战争的惨烈景象却是时常可见，孙老曾亲眼见到两架美军B29战机在安康机场迫降相撞的事故。

美军的B29轰炸机，本来是从成都直飞日本东京执行轰炸任务的，返航时因故障，迫降没有降落大型飞机条件的安康机场，使得两架B29相撞，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孙老一直坚持在现场至清理完毕。讲起当时的惨状，孙老至今仍然唏嘘不已：“飞机上的七八个美国士兵都死了，身体各个部分被撞得支离破碎。由于机场的医院没有那么多担架，我们就把好几扇门板拆下来，把这些士兵的遗体抬离现场。那个场面我这辈子都没法忘记。”

战争的残酷，永远是对年轻人意志的磨练，时间不长，孙老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为了使工作更加主动，孙老对飞虎队在空战中的战术应用和飞虎队使用最多的P-40战机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一名翻译所能达到的水平。按孙老的说法，在上世纪40年代，P-40飞机并不是最先进的飞机，但它的加速性好、俯冲快、火力强，飞虎队采取一飞而过，俯冲射击，然后打了就跑的战术，在与日本零式战机的战斗中取得辉煌战果。

孙老还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P-40原是一种漆成草绿色的飞机，没有什么特征，有几个队员受《印度画报周刊》的启示，提出在飞机上画上鲨鱼头的形象，以增强威慑力。陈纳德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就让机械人员为每架P-40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匠心独具，巧妙地利用P-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鲨鱼嘴，再在嘴巴上方画上神气活现的鱼眼，给人以凶猛异常的感觉，令人望而生畏。

“后来我在电视上再看到飞虎队的飞机，就感觉特别亲切。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小的翻译官，但也曾是飞虎队的一员，我觉得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