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荫柏先生千古 | 家国天下 百年永续

北京四中校友、中国抗战老兵、飞虎队翻译、原北京四中教师孙荫柏先生于2018年12月5日19时因病逝世,享年100岁。告别仪式于2018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梅厅举行。

摄/谢荣楚

家国天下、百年永续、先生千古


初入四中: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1918年,孙荫柏先生出生于河北乐亭,三岁丧父,初中毕业时丧母。

十几岁的孙荫柏怀揣一支毛笔和一方墨盒,只身来到北平,同时报考了四中、师大附中和河北高等中学。尽管自小是在远离京城的乡下念书,但孙老因读书得法,成绩一直不错,所以考试之后,这三所中学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接到通知书后,孙老没犹豫就选择了四中,原因很简单,四中学费低而老师的名气大,还能住校有饭吃,这些都是穷苦学生求之不得的。

彼时日伪当局竭力执行高压政策,推行殖民统治,但四中基本上还是任用原来的校长对学校进行管理,所以孙老入校时,齐树芸先生依然是校长,刘景昆(字伯忠)老师任教务主任,原有的任课老师还都在照常教课,表面上的变动并不大。

可惜好景不长,为了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占领当局很快就规定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并派了一个名叫佐藤见志的日本教官来校。同时学校里还来了些日本学生,每个学生宿舍里分住两个,监视大家的思想和行动。

校园外,土褐色的日本坦克和装甲车时常在街上隆隆开过,荷枪实弹的日本军警在市里的大街小巷不断地进行巡逻,盘查行人,更让大家体会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实在不好受。

日本占领当局明白,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思想,特别是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奴化教育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统治方法之一是成立汉奸组织“新民会”,并尽量扩大它的影响,比如每天早上都要强迫学校的师生唱“新民会歌”等。四中也有日伪当局派来的“新民会”分子,但学生们都尽量不去和他们接触,孙老就经常在上日语课时和同学一起逃课,去东四南面的“青年会”(当时北平的一个教会组织)学英语。

孙老曾感慨,亡国的人民最大的悲哀是人人自危,因时时刻刻都没有安全感,使得情绪极为压抑。爱国是大家共同的感情,但却不能公开地说出,在这种因失去祖国而倍感屈辱的环境里,埋头刻苦读书和努力锻炼身体就成了生活的主要内容。读书和锻炼身体的目的当然是要救国,这是埋藏在每个四中师生内心深处的唯一目标。

孙荫柏先生

虽然校园内师生们的生活还算正常,但北平城内形势却很不平静。据孙老回忆,1940年的一天清晨,在上班路上,枪手从后面向齐树芸先生坐的包月车开枪,第一颗子弹打在包月车的后挡板上,打第二枪时,车已停了,他佯装受伤倒地。行刺地点距四中不远,学校里刘景坤老师和一位叫李鉴古(教生物兼教日语)的老师听到枪声,跑出来把他接回校内。虽说并未受伤,但让他受惊不小,不久即以养病为名辞职回家。

齐树芸校长辞职后,日伪当局派来汉奸王岩涛来校当校长,此人不仅卖身求荣而且搜刮民财以饱私囊,上任不久就把存放自行车的铁架子卖掉,既讨好日本主子,又给自己捞钱,遭到全校师生的反对,没过多久就被撤换了。

由于日伪当局日益强化对学校的控制,学校被汉奸校长所把持,这让孙老实在不能忍受,萌发了去大后方读书的想法。就这样,在入学两年之后,1940年暑期,他一个人离开了北平。


西南联大:辗转半个中国只为继续求学

离开北平的孙荫柏先取道塘沽,然后坐船到上海,之后又辗转到了越南的海防,再由那里入境回国到云南报考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了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

西南联大是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这三所学校在1937年南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孙老就读于法商学院的政治学系。

孙老入学时,西南联大新校舍落成不久,说是新校舍,其实不过是30多栋土墙茅草顶的学生宿舍和50多栋土墙铁皮顶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此外还有2座食堂和一座图书馆,为砖木结构。但就是在如此简陋的校舍里,却为国家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其中包括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的赵九章、邓稼先,以及一百多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当今学术界的地位,没有任何一所大学能够与之匹敌。

图/人民网

孙老认为,西南联大不仅大师云集,在教学和科研上成绩卓著,蔚为学术重镇、而且是人才摇篮。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实在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值得研究的一所大学。西南联大由梅贻琦校长主政,校务委员会的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等,由教授会民主推荐,全部由教授担任。联大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教授治校,以及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兼容并包与学术自由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敬业勤学的精神、为共同事业团结合作的精神,现在尤为值得我们效法。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于1946年解散,三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孙老的毕业证书就是1946年之后,回北京到清华大学去领取的。


参军飞虎:投笔从戎飞虎队里的“太阳”

1944年还在读大四的孙荫柏应征入伍。为满足战争时期的要求,学校举办了译员训练班以加强学生的口语能力。训练班的培训教师为联大教授,孙老的口语教师是闻一多先生,虽不是聆听闻先生讲文学,但能得到闻先生亲授英文口语,这让孙老余生一直引以为豪。

训练班结业后,孙老被分配到空军,加入刚刚由美国第十四航空大队(飞虎队)和中国空军改编组建而成的中美空军混合团,成为了一名翻译官,在抗战后期最紧张的时候,奉命来到安康机场,为美军飞行员及地勤人员做翻译。

图/网络

战争最为激烈时,机场进驻飞机100余架,飞行员及地勤人员近千名,而翻译只有孙老一人。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孙老不由得十分激动,却也不无感慨。

“那时候美国人有一套情报网,中国人也有一套,我要从中做翻译和联系工作。情报工作人员见有敌机从机场出发,马上就以无线电报方式发来,收到后我要马上翻译,告诉美国人。由美国人来分辨这个飞机的飞行方向,研究对策。”

安康机场离前线很近,那时空军的大部分飞机都是从成都起飞,带着炸弹飞往日本方向作战,往返在安康机场中转、加油、维修。 

“我的英语算是学得很扎实了,但是并没有’实战经验’,加上那些美国大兵们都有各自的口音,还有许多俚语,一开始听不懂啊。后来有不懂的我就问他们,也不怕他们笑话我,再后来交流就没问题了。 

此外,大到汽油、炸弹、气象的中英文文书、文件填写,小到为美国大兵们生活中的琐事做解答、做服务,美国方面有事要找我,中国方面有事也要找我,我就是当时安康整个机场中美军队之间沟通的桥梁,四处都传来“SUN”“SUN”的喊声。后期最紧张的时候,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不过那时候年轻,没觉得难熬,只要没事了,甭管在哪儿都能打个盹。”

每日里飞机轰鸣,紧张的气氛,使人心里得不到一刻舒展。虽然没有与敌人面对面的搏斗场面,但战争的惨烈景象却是时常可见,孙老曾亲眼见到两架美军B29战机在安康机场迫降相撞的事故。

美军的B29轰炸机,本来是从成都直飞日本东京执行轰炸任务的,返航时因故障,迫降没有降落大型飞机条件的安康机场,使得两架B29相撞,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孙老一直坚持在现场至清理完毕。讲起当时的惨状,孙老至今仍然唏嘘不已:“飞机上的七八个美国士兵都死了,身体各个部分被撞得支离破碎。由于机场的医院没有那么多担架,我们就把好几扇门板拆下来,把这些士兵的遗体抬离现场。那个场面我这辈子都没法忘记。”

战争的残酷,永远是对年轻人意志的磨练,时间不长,孙老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为了使工作更加主动,孙老对飞虎队在空战中的战术应用和飞虎队使用最多的P-40战机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了一名翻译所能达到的水平。按孙老的说法,在上世纪40年代,P-40飞机并不是最先进的飞机,但它的加速性好、俯冲快、火力强,飞虎队采取一飞而过,俯冲射击,然后打了就跑的战术,在与日本零式战机的战斗中取得辉煌战果。

图/网络

孙老还曾回忆了这样一个细节:P-40原是一种漆成草绿色的飞机,没有什么特征,有几个队员受《印度画报周刊》的启示,提出在飞机上画上鲨鱼头的形象,以增强威慑力。陈纳德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就让机械人员为每架P-40都画上了鲨鱼头。图案设计者匠心独具,巧妙地利用P-40机头发动机散热器的侧面,描绘出一个张开血盆大口的鲨鱼嘴,再在嘴巴上方画上神气活现的鱼眼,给人以凶猛异常的感觉,令人望而生畏。

“后来我在电视上再看到飞虎队的飞机,就感觉特别亲切。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小的翻译官,但也曾是飞虎队的一员,我觉得挺骄傲。”


重回四中:漂泊动荡一生晚年终归平静

抗战胜利后,孙老随美国空军撤离安康,回到重庆,供职于航空委员会。因不满当局的腐败作风,辞职北上,在京津地区教书为生。

1950年,一次在北京街头巧遇四中教语文的白希三先生,经恩师举荐,孙老又回到四中,历任英语教师、历史教师。温寒江先生来校任校长时,请孙老担任教导主任。

据朱荫坡(1958届)校友回忆,孙老师英语水平甚高,不拘泥于书本强调活学活用,同时深受中华文化熏陶,文史哲了然于胸,各种典故信手拈来。最难忘的还是幽默的授课风格,配以独特的乐亭乡音,音犹在耳。

1962年孙荫柏老师与北京四中师生

1963年孙老调去组建安德路中学。

不久“文革”爆发,孙老被批为“走资派”“美蒋特务”,受尽侮辱和折磨,几次死里逃生。1966年,他在牛棚里住了10个月,又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2年孙老被北京教育局韩作黎局长调去编写教材,可惜一年后又因莫须有的罪名再次“靠边站”,到办公室看电话十年之久。几十年间,他的工资停滞在二级教师,所有涨薪提级均与他无关。

“国民党抗战老兵”的身份给孙老添了一些麻烦,并且累及子女,这是他始料未及的。然而孙老对此只是淡然处之,从不多说些什么。

2015年,孙老等到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奖章”,当年在“飞虎队”做的翻译工作终于被正名,“历史污点”变成人生亮点,政治上翻了身,这令他兴奋不已。

对于晚年可以生活在太平盛世,孙老十分欣慰,他独居在北京,每日四时起床,晨读、早饭,六时打太极拳、做第二套广播体操,中午小憩,下午走步半小时,九时睡觉,井井有条,健康养生。

他喜欢跳舞、写诗,年过八旬还经常去国内外旅游,卧室里摆着一排留念的登山杖,年过九旬仍活跃在老干部处组织的春秋游活动中。

2017年9月,北京四中校领导、校友基金会领导和他的学生在老校长室为他举办了百岁寿诞座谈会,并送上鲜花、寿桃和定制的纪念摆件。

他说:“战争毕竟是件残酷的事。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过去,我能活到现在,尤其是在解放后,还能回到母校教书,这是我最感荣幸的。”

摄/范小彤

自吟身世
国破家亡孤苦人,
求学抗日献青春。
欣逢民富国强日,
天赐知足常乐心。
无党无官甘位贱,
有忠有寿傲乾坤。
功名利禄浮云视,
笑以高龄矍铄闻。

——作于2007.5.2

孙荫柏先生用一生见证了中国近百年的兴衰荣辱,他出生于社会动荡的民国初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经济困难、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互联网浪潮……

他的一生,是与近代中国共沉浮的一生。在侵略者的大炮飞机前,也曾恐惧但选择无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曾绝望但选择隐忍;在盛世的繁华喧闹中,未曾迷失而选择平淡。

他是一个为了读书不惜奔波半个中国的学生,他是一个用所学所能为国效力的小战士,他是一个在艰难岁月里苦中作乐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莳花弄草安享晚年的普通老人。

他用一个世纪的岁月,完美诠释了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挣扎向上、坚守自我。

文字|张乃久 等
美工|王雨田
编辑|范小彤
审核|李一川

关于作者: 四中校友

E-mail:szxy@bhsf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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