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祖父的这番教导,丁榕从未忘记。时至今日,她从教已有三十五年了,而她的母亲,王润琴老师也是教了一辈子的书之后退休的。一家三代在这片沃土上,扎根、成长;也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收获。
(一)
去年暑期,校友会刘铁岭会长应邀到西郊坡上村“三不易斋”——王润琴老师的寓所作客,丁榕老师也陪同在座。
岁月流逝,几十年的光景弹指而过。面对同在四中执掌教鞭多年的这母女俩,话题自然就离不开四中了。
提起往昔,王老师不无深情地想起这样一件事来:“刚到四中时,我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难的。逢年过节,校领导就要到家来看望,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时候,校领导又到家里来看望我,还给我送来一些钱,说是天快凉了,让我用这些钱给孩子们实棉衣。那时,我也正为这事着急,但因就在前几天,武汉艺术专科学校有人来北京找我,想让我把我收藏的一本日本出版的美术专集,出让给他们,说是这本书对他们的教学很有些帮助,这事我同意了,他们把书拿走后,给我送来了一百元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也正因为有了这钱,当时我就没有接受学校的补助,但我确实很为学校领导的关怀所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遇到困难时,需要别人帮助时,组织上和我周围的同志们,立刻就会伸出手来,拉我一把,让我感到四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真的很感谢四中。”
除了生活上给予的关怀、照顾,王老师还特别提到在思想上和教学上,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她的帮助。
王老师是一九五○年到四中工作的,一到四中就被安排在图书馆,她知道图书馆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图书馆在学校里的位置,所以很看重这份工作,也很喜欢这项工作,在刚开始时,还曾经专门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继续向校内外的老师、同行请教,加上自己的用心钻研,在学校图书馆管理上,很有一些心得经验。
说起当时的四中图书馆,那在北京市的各所中学校里,可算屈指可数。藏书丰富,管理先进,仅图书目录的检索查询,就建立了书目卡、分类卡、作者卡三种。清爽整洁的图书馆里,那一排排书架上,码放整齐的图书,那目录柜里书写得工整娟秀的书目卡片,这一切可都是王老师多年工作的心血呀。
王老师在图书馆里,每天都有着做不完的事情,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建卡、上账;要配合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出版报、搞展览;要定期向喜好文学的学生介绍新出版的文艺读物;还要修补有些破损的书籍等等,。而为了让老师们能及时借到教学所需资料、书籍,每天都是等到老师们都下班了,自己才离开学校。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老师也是在图书馆里坚守自己的岗位,做到了尽职尽责。她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文革初期发生在四中图书馆里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有一天,在四中校园里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学生们要把图书馆里的书,搬出来烧掉。他们说:“这些书宣传的是‘封、资、修’思想。”
听到这个消息,王老师当时就惊呆了,尽管她那时已从广播里,从报纸上,以及从她所能参加的,学校里组织的各种学习讨论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有所准备了,更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她正在努力试图转变自己原有的观念,以从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要求。但她还是没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急、这样快、这样严重。“把书烧掉”,在她的头脑里,这和学生们要把学校里的老师们杀掉,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是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理解不了的。
四中的老师爱看书,四中的学生也爱看书,让这么多的书,在老师、学生们中间流动起来,这无形知识的有形传递,已成为王老师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了,可现在,学生们要把这一切付之一炬……
“不行,不管怎样也要阻止住这种无知的行为。”至于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那就顾不了许多了。
面对不断聚集来的同学,望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但为表示自己革命坚定性而严肃异常的面孔,她不禁感到一丝恐惧,然而她不敢显露出来。她一边思索着,一边向前来的学生们表示了她对这一“革命行动”的支持,然后又用商量的口吻向学生们指出:“烧书,只能从形式上把‘毒草’消灭,而从思想上批判‘毒草’,可不是一把火能解决的,对批判的内容都不了解,那批判又从何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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