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的喜与忧

　　１９９８年，朱鎔基同志就任国务院总理后不久，国务院即下发了一个关于保护原始森林、严禁滥砍滥伐的禁令。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植物学家王文采教授闻讯后欣喜异常，逢人就说：“朱总理了不起呵！佩服！佩服！”

　　和植物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王文采教授，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人类对大自然的荼毒。１９９５年他曾去云南开会，当他来到过去考察过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时，眼前的景象令他目瞪口呆．原来气象万千、生机盎然的大森林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整齐划一的橡胶树人工林。“多样性变成一样性了呵！”王文采教授顿感忧心忡忡。他还记得当年原始森林里的大树干上，各种附生植物，苦苣苔科的、天南星科的、还有许多蕨类植物生长得热热闹闹，他在其中还发现了新的植物属种类。而如今为了一片橡胶林，不知有多少种植物绝迹。

　　“祖国的原始森林是一座非常值得国人珍惜的宝库。”王文采教授语重心长地说，“滥砍滥伐的行为就是在做孽呵！”即使是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讲也是不合算的，是一种短视，愚昧的表现。人类应该学会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可持续发展。过度的索取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惩罚。王文采教授认为，“对大自然的态度，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道德水准。”

　　对国务院的禁伐令，王文采教授称之为功在当代，利泽千秋。

2001年6月在俄国圣彼得堡访问柯马洛夫植物研究所时留影

摸清植物的家底

　　今年已７８岁高龄的王文采教授１９２６年出生于山东济南，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北京四中，１９４９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１９５０年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在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老对倾注了自己一生心血的植物分类学有个通俗的比喻，即为植物“普查户口”，从而摸清祖国的植物家底。王老说，植物多方面的利用价值，如药用、食品、工业原料等等早已人所共知。然而利用的前提是认识及研究。我国究竟有多少种植物，如何根据植物性状变异对其进行分类和命名，植物分类群之间有怎样的亲缘关系，又是如何进化的，这些均是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内容。因此，植物分类学是植物学科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认识、保护和利用植物资源的基础。

　　长期以来，王老对毛茛科，荨麻科，紫草科，苦苣苔科等诸多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的分类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澄清了不少长期遗留下来的混乱名称和错误鉴定，发表了大量新分类群及在中国分布的新记录，对一些研究难度大的分类群作了系统的修订。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专家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新华本草》及各类经济植物志书采用。

　　王老还致力于植物区系地理学的研究。他根据毛茛科等９６个科的地理分布的研究，划分出１６个间断分布式样，推测中国植物区系中存在三条重要的迁移路线，从而对第三纪以来中国植物区系的历史变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王老已发表论文约１００篇，主编专著１０部，发表了２０个植物新属，约５００个新种。他主持编著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及《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共收载９０８２种中国植物及国产科属，基本上摸清了祖国的植物家底。这套书已印刷６次，累计约３０万册，创造了国内学术著作出版的奇迹。王老于１９８７年作为第一主持人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１９９３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１９９６年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生物志奖，１９９７年获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会生命科学奖。以王老的名字命名的植物有文采翠雀、文采唇柱苣苔、王氏唇柱苣苔、王氏半蒴苣苔、文采毛茛等。

 

朝着一个方向

　　１９５６年５月，王老随中苏云南考察团赴云南东南部大围山考察时，忽然天降暴雨，转瞬间山洪呼啸而至。凶猛异常的洪水似千军万马铺天盖地而来，一下子将王老一行困在了１５００米高的山上。好容易熬到暴雨停歇，王老等下得山来，但见上山前看到的粗壮、茂密的阔叶林已被洪水吞噬得一干二净。放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山沟里只余一片汪洋。好可怕的洪水呵！王老不由倒吸一口凉气。

　　在王老的科研之路上，类似的险情不一而足。王老认为研究植物不能仅靠在研究所里看标本，查文献，而必须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观察了解植物的生存状态与环境，亲手采集标本，掌握活生生的第一手材料，这样才能为自己的研究工作注入生命与活力。越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深山老林，越是会有令人惊喜、兴奋的发现。因此王老早已习惯了风餐露宿、栉风沐雨的野外生涯。他曾经在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河北等地深入考察，并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９６年７月在美国史密斯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与美国合作者
一同研究中国苦苣苔科植物标本

　　王老曾把自己比喻为一个航海远行的人。他说，出发前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决不分心，这样才能从容不迫地接近自己的目标。王老心中的大目标，即是要不断推动祖国的植物学研究水平更上一层楼。

　　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王老先后访问了瑞典、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家的主要植物标本馆。祖国的植物研究工作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使王老心潮难平。他说，英、法、俄的标本馆里均有世界五大州的植物标本７００多万号，而我国最大的标本馆里仅有２００多万号，且绝大部分都是国内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现代植物研究工作比人家起步晚了约２００年，如果再不发奋工作，努力缩小差距，则有愧于一个科研工作者的使命与良心。

上大学才用功

　　许多在事业上光芒四射令人敬畏的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都非常谦和坦诚。王文采教授亦是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王老于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５年曾就读于北京四中。１９９７年王老回母校参加９０周年校庆活动时，校领导请王老给在校的小师弟、小师妹们讲几句话。王老坦诚地说：“我在上中学时不是一个用功的学生。那时我喜欢绘画和民乐，经常到郊外游山玩水，并热衷于将迷人的景色画成一幅山水画，要不就陶醉于《三潭印月》、《旱天雷》等民乐之中。一个山水画，一个广东音乐，花去了我中学时代的不少时间。倘若那时我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肯定我在工作上做出的成绩要比现在大得多。不过四中的老师教学水平都很高，与我后来接触的许多大学教授相比毫不逊色。正是由于有这些优秀的教师，才使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得以在中学时代打下了一定的学习基础。”“上大学我才开始用功。”王老直爽地言道。当时学习的动力王老并不讳言是为了将来能有吃饭的本钱。王老三岁丧父，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考上大学后，他意识到再有四年就要步入社会挣钱谋生，于是对学业再也不敢懈怠。

　　林鎔先生和胡先骕先生是在大学期间引导王老走上植物分类学研究之路，并令其终身感念不已的两位恩师。林鎔先生曾任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胡先骕先生曾任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这两位前辈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先后兼任北师大生物系教授。王老在大三时的任课老师林鎔先生擅长植物科学绘图，并常领着学生到野外考察、采集标本。千姿百态、构造精绝、异彩纷呈的植物世界令王老心醉神迷，而登山涉水的野外奔波生涯正契合了王老“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性情。于是王老对植物学的兴趣与日俱增。胡先骕先生１９１６年自国外学成回国，在各大学任教，桃李满天下。１９４９年冬，慧眼识珠的胡先生让羽翼未丰的王老协助他编写一部中国植物图鉴，令自认还不具备编写能力的王老大为惊异与兴奋。１９５０年胡先生又极力推荐王老调入中国科学院。前辈们不遗余力地培养提携后辈的伯乐精神，以及严谨治学、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高尚情操，使王老逐渐树立起愿为祖国的植物学研究奉献终身的志向。

1999年7月在巴黎访问法国自然历史博物植物研究所，
在植物标本馆中与该所专家Dr.Vidal合影

　　谈到对科学研究工作的体会，王老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强烈的求知欲。脑子里总要想着“为什么？”寻根究底直至水落石出。如看到一个新的植物标本，就要研究它和现有哪个科、属、种的植物相近，千方百计地去找出它在系统中的位置。一个成果出来了，要立刻去追求下一个成果，决不能满足现状。王老说，我国的植物资源非常丰富，像横断山地区大约就有一万多种植物，云南、四川西部、西藏等地的深山老林里肯定还有许多没有被发现的植物，因此研究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