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虽说发展变化的必然性是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的，但有些变化在发生以前，还是让人很难想象怎么会是这样。

　　比如汪国真的诗，最初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年轻人之间广泛流传，之后又以让现在诗人实在眼红的印数，一版再版。只是时间很短，在“纯真”与“浅薄”的议论声中，迅速消失后就再也找不到了；再比如王朔的小说，他无所顾忌地使用了或放肆或颓废的语言，把严肃与调侃、优雅与粗俗揉合在一起，亵渎以往的“神圣”。以别人不敢为或不愿为的“痞”，吸引了各个层次的读者，以至于在一定年龄段的读者群中，王朔的小说远比《红楼梦》为他们所熟悉。

　　为此，很有些人为了不趋时、不媚俗，坚守文章的寂寞之道，而对所有这些变化抱否定的态度。只是这样作难免要把文学批评拖入到超脱社会现实，只体现主观意念的象牙之塔里面，在批判他人肤浅的同时，自己其实也流于肤浅，失去了原有的分量。

　　前几日，经玉山兄的举荐，和学长秦晋先生有过一次交往，明显感到秦晋先生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读了他的文章后，更能感受到其中的分量和深度，体验到他来往于现实与理念，漫步于生活与艺术之门的思维。

　　他和玉山兄都是我校六零届《白屋同窗》的校友，彼此十分知底，玉山说在校时，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担任着学生干部吧，更因为他为人的随和与平易，很少有同学把他看作是“高干子弟”，其实在他身上，家庭出身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谈话之间，说起自己学习、工作的经历，与同事、朋友的交往，那种不尚虚荣的务实、不惧挫折的坚韧、不背离传统的原则，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至于对社会、国家、民族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就更是没有选择，不需思考的接受了下来，好像这是爹妈的给予，没有丝毫推脱的余地。而当我们的话题转到他在武钢当工人的那一段生活时，他对与工友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团团围坐，共用一只大碗开怀饮酒的情景的怀念，又让我们感受到了他为人的坦诚和激情。

　　从谈话中我们得知，他从事“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工作，已有三十多年，搞文学批评不过是他的一项副业，一种爱好。不过我们能明显感到这种爱好的形成是出于他那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或说是对社会的责任心养成了他的这种爱好。

　　正因如此，秦晋先生在进行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工作时，一向认为文学艺术“永远离不开现实中的人和人的现实”。而研究当今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问题就“必须面对文学文本和现实生活两个实体”。

　　显然，把文学作品和当前的政治、经济现实，不可分的联系起来，是秦晋先生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工作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这就使得他的评论文章，与那些对某些文学现象给予“理想主义”式批判，远远脱离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现实的文章相比较要深刻许多。

　　谈话过程中，他提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接着又有了散文的变化与兴盛，随后，张扬个性的随笔文章接踵而至成为时尚。变化之迅速，恰如当今的现实社会。而文学批评则因人们在冲破禁锢后，辨不明方向的解脱；急剧变化下，因来不及思索而呈现出的不理解，表现出了一种无奈的滞后。

　　所有这些文坛上的变化，无一不是依据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着，并且与现实社会的变化发展掺合在一起，搅和在一块，难解难分。

　　在这种情况下，他陆续发表了好多篇评论文章，从思想从属于现实，意识从属于存在这一原则出发，“把批评的观念从告知人们文学应该是什么样和不是什么样，转向探求和说明其存在的原因，事实的特征，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及其变化的规律”并对当时以

体现宏观综合为特色的报告文学，通过进一步的分析提出了“魅力……产生于事物之间的联系”，“对创造而言，组合本身就是艺术，综合即美”等几个方面的论述，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并因此而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

　　同样，对于散文的变革与发展，秦晋也写出了不少的评论文章，全面解读了新散文现象和散文新观念。他通过分析一些散文作者为人为文的不同特点，指出由于这些作者们能把本身的“特点变为一种优势体现出来”，从而“给散文世界吹进一股新鲜的气息”。并进一步提出了作者们的“现实的体验被提炼为意识的逻辑并以情感的方式展现出来，这就是文学与单纯传达事件和知识内容的差别”。“创作不仅是作家情感的外化，进而进入一种灵魂对话和人性交流的时候，它才真正具有了美学意义上的艺术价值”。

　　这样的评论文章，对散文创作无疑是个推动，对读者如何来赏析当代散文，也有很大的帮助。

　　至于他提出的“只要它表现了人，人的情感和思考（也许并没有人物出场），反映了人发展自身的历程和正在达到的水平，只要它体现出生命的形式、跃动着万物生机的力量，它就是美的……”这一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观，和艺术尺度应“随着审美意识和创作实践的发展而变化”以及“人类的智慧是无穷尽的，对美的认识和创造也是没有止境的，决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的观点，则对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在一切都在急剧发展变化着的现时代。

　　由于自认对影视文学缺乏研究，所以秦晋只写了一篇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即《‘泰坦尼克号’画外话》。这是篇短文，使用了准确而且十分精致的语言，从“艺术和历史现实的关系，艺术的发展和变化，艺术和接受对象的关系，艺术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四个方面，论述了我们在“创作思路和观念上”应该“获得的一些启示”。文章虽然很短，但阐述的论点却是全面而且有说服力的。

　　在“历史永远是现代人对过去的看法，”因此“艺术家的想象和史学家的叙述都是有缺憾的”，这一两难命题上，他认为“在不断发展和多元共生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度量不同方法和观念的创作”。

　　在“受众在审美活动中的能动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和“害怕市场竞争是艺术能力虚弱的表现”这一现实而尖锐的问题上，他支持“堂堂正正获奖，大大方方拿钱”的态度，同意“文化市场是一个残酷但却是大有作为的天地”的看法。

　　从和秦晋先生谈话中，特别是从他所写的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批评文章中，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不是被动地跟在文学作品后面，以文说文，就事论事；更不是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而是“把作品作为研究社会、探讨问题、引发思绪的对象和契机，进行超文本分析判断，致力于批评者主体思想、内在情感及人格精神的表达”。所以读他的文章，篇幅虽短，但阅后却常常要让人掩卷长思。

　　在《文学批评答问录》一文中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对文学艺术理论研究及文学批评的感受及心态。

　　“我是报纸的编辑记者，文学批判只是我的副业，我喜欢这种双重身份。新闻职业使我习惯于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待文学，同时也从文学的角度观察社会；我的批评不拘泥于文学样式和专题，而是看重它的演变，关注它的热点。就像在报纸版面上一样，文学艺术在我看来永远是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组成的大体系中的一部分，它的变化，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价值观念的转化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批评这件事很困难，它不是在评论一部作品，而是在评论一个时代。好在我是一个编辑，评论的艰辛，可从编务的欣慰中得到补偿，编辑的枯燥又能在批评的激情中获得调整。是它们共同铸造了我，又一齐推着我向前。”

　　和秦晋先生告别前，问及他今后的工作计划，他告诉我们说，有些书打算要重新读一读，然后把心得体会，用读书笔记的形式记录下来。平静简短的语调后面，我们仿佛见到那跃动的思维闪现出动人的光辉。

久文６２届初中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