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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纪宏，见其便装短发，面色黑红，体格健壮，快人快语，身上少的是文质彬彬的学究之气，却多了几分体力劳动者特有的率直豪放之风。这也难怪，曾当过８年工人的纪宏，本来就是在非正常的年代、非正常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位非凡学者。 纪宏笑言自己毕业于北京四中１９７１届初中三连九排。如此班级名号，即可知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走进四中校门的。至今纪宏犹认为自己不是像大多数校友一样凭实力考进四中，而是借“就近入学”之便，被“大拨轰”拥进四中的。然而进得四中门，便是四中人。尽管当时的四中已被种种政治运动折腾得遍体鳞伤，但其优秀的整体教育环境仍 |
在。好雨虽不逢时节，依然润物细无声。从被无辜关押在“牛棚”里的老师身上，他感受到四中教师高尚的人格魅力；经历过短暂的“复课闹革命”，他领悟到什么是科学的学习方法；甚至那些现在看来荒谬绝伦的大批判稿，当时都让他这个未谙世事的少年觉得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学风采。如此点点滴滴、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受益一生。 走出四中校门，１６岁的纪宏被分配到东方红炼油厂当工人，凭借在四中时帮助同学们写检讨书所锻炼出来的文笔，他一年之后即被调入厂工会从事宣传工作，从而赢得了从事文艺创作的机会和较充裕的业余学习时间。全国恢复高考以后，他又凭借８年工厂基层生活所磨炼出来的“情商指数”（纪宏自称为“非智力因素”），以及四中所培养出来学习悟性，于１９７８年一举考入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但十年浩劫对学习基础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已经进入大学校门的纪宏，实际上连正负数都未完全搞明白，他不得不白天应付大学课程，晚上补习初、高中知识，进入了如此特殊而又艰苦倍尝的求学历程。整整十年，他由本科读到硕士，由硕士读到博士，终于实现了从体力劳动者向学者的转变。由于学习成绩优异，纪宏毕业后被留校任教，１９８８年任讲师，１９９１年任副教授，１９９５年任教授，２００１年任博士生导师，一直坚持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上。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今天的纪宏，已经成为我国高校统计学界的栋梁之一，在承担大量基础教学任务和带研究生的同时，他还积极投入了国家许多重大课题的研究工作，至今仍在承担属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属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政府、企业、居民收入分配博弈分析》这两项课题研究的领军任务。但纪宏仍坚持认为：由于年青时受到非正常教育环境的影响，自己的数理化基础没有打好，虽然悟性不错，也擅长抓住学科前沿的一些本质的东西，但要想争取诺贝尔奖恐怕不易。这究竟是谦虚之辞亦或是客观实际，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选择了纪宏这一代学者来承担我国经济学研究承上启下的历史任务。 作为“承上”者，纪宏对老一代的学者们充满崇敬之意。认为老前辈们能把“治学”与“做人”有机地融为一体，实现了学识与人格的完美统一，与当前学术界所充斥的浮躁之气和急功近利之风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深厚的理论功底，严谨的治学精神，对学术不带有任何私念的执著之心，都是今日青年学者们永远学习的榜样。作为“启下”者，纪宏对中学时期的母校和学弟学妹们充满期盼之情。热切希望母校能在学生素质教育和基础教学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子，率先扭转目前普遍存在的素质教育大而空的现象，在高考制度无可替代的大环境下，探索出一条既能提高学生的应试能力，同时又不会抹杀学生创造力的教改成功之路。热切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力培养团队精神，成为能将人品、文化和创造力有机结合的新一代学人。“能者用而智者谋”。纪宏坚定地认为：四中学子所追求的目标不应当是成为掌握一两种热门专业的“能者”，而是要成为对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更大贡献的“智者”。因此他真诚地希望有更多的四中学子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力争成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科学家和艺术大师，这才是一代名校四中及四中学子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 从一定意义上说，纪宏的学生时代是不幸的，因为他正赶上中国教育史上最不堪回首的年代；同时，纪宏又是幸运的，因为他在那不正常的年代有幸进入了四中，并最终进入了大学。时代的不幸往往会造成不幸的一代人。就纪宏的同龄人来说，该长身体时遭遇自然灾害，该学知识时遭遇文革动乱，该参加工作时赶上上山下乡，该提拔职务时赶上提倡“年轻化”，甚至临近退休还要被下岗分流，似乎时代造成的所有不幸都落在了这一代人的身上。他们恨天不公，怨地不平亦在情理之中，无可指责。然而，“人定胜天，志定胜气，君子亦不受造化之陶铸”。《菜根谭》有言：“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培之；天劳吾以形，吾逸吾心以养之；天扼吾以遇，吾行吾道以通之，天岂奈我何哉？”纪宏就是这样一位与“天命”抗争者。他奋斗了，成功了，但愿他的非常时代、非常教育、非常学者的成功历程，能对过去、现在、将来的或顺利，或坎坷的四中学子都能有所启迪。
（张雪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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