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星空的守望者 | ||
| ———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戈斌 | ||
“像这样的宝贝我们馆还有许多呢，中国文化用博大精深来表述实在是太贴切了！”戈斌感叹道。他所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清档案总计有1000余万件。他说穷其一生亦只能窥得九牛一毛。如仅皇帝的圣旨就会让你目不暇接。戈斌曾主编《光绪朝原棉朱批奏折》，收录了光绪帝的10万件朱批奏折，由中华书局采用了较先进的影印方式出版，每册16开共120册，为中华书局出版的最大部头著作，是反映光绪朝历史状况的第一手材料，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戈斌曾为这套书写过一篇述评。他指出从光绪皇帝朱批奏折几个阶段的字迹变化，可以对其命途多舛的一生增加了解。他说，光绪帝朱批字迹的变化，一方面与他本人的身体状况有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大清国的国运利害攸关。随着清王朝国势衰颓，内忧外患加剧，这使得作为一国之君的光绪日益焦虑郁闷，所以他的朱批字迹也越来越柔弱乏力。这既是光绪健康恶化的表征，也是整个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象征。 戈斌主编的另一套大部头著作亦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雍正朝起居注册》。他认为在清朝历代皇帝中，论治理国家的勤奋程度，在某种意义上最高当属雍正。他说其他皇帝，特别是在执政后期，其朱批往往只有“知道了”三个字，再甚至则只有一个“览”字。而雍正则一如既往，不仅在文后，就是在奏折的字里行间也要写出自己的感悟、对大臣的关怀及对治理国家的具体意见。戈斌很善于从多角度、多层面去挖掘历史档案的意义和价值，能够透过表象而探寻出其内在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因此他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颇受好评并多次获奖。他是中国档案学会第四届理事、北京历史学会第七届理事。 秉笔直书 戈斌于1974年从部队复员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后来他所在的部门在机构调整中被划归国家档案局，并挂牌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虽与隶属国家文物局的故宫博物院已不在一个行政系统，但办公地点却未变，因此从参加工作至退休，戈斌始终未离开过紫禁城。戈斌在馆内担任过编辑部主任、保管利用部主任、办公室主任。由于从基础工作、上层建筑的编辑研究工作到行政管理工作，他都有过深入细致的思考与实践，因此成就他成为了一名业务全面、经验丰富、成绩斐然的历史档案研究管理人才。 戈斌由衷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他说，历时500多年的明清两朝，其中央政权在治理国家的政务活动中形成的官文书———明清档案，数量庞大、浩如烟海、灿若繁星，是悠久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珍惜守护好这些宝贵的历史遗产，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特别是历史档案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因此，对于任何损毁、遗失历史档案的不良现象，他深感痛心疾首，并勇于秉笔直书、进言献策，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不良行为对历史档案的损毁。 戈斌曾在《北京档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的论文———《明清档案损毁录》、在文中他首先概述了1949年建国前明清档案所遭受的几次浩劫，然后重点列举了自己所目睹的种种损毁档案的实例，并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戈斌认为，档案的损毁既有自己损毁，又有人为损毁。自然损毁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长期演变的，而人为损毁常常带有突发性、破坏性、不可逆转性，一下子就发生质的改变。比如一把火，档案很快化为灰烬；一个信函，邮票一被挖走，立刻成为残件。此外还有个别“档霸”，以研究需要为名，长期占有一件档案，几年十几年甚至到退休还不曾将档案归还。档案原件只此一件，别人几年十几年不能阅览不说，因保管不当而损毁遗失其后果则更严重。基于上述种种，戈斌指出人为损毁远远大于自然损毁。因此他所提出的诸多整改措施，重点亦在加强管理，完善制度建设方面。 戈斌的文章文笔犀利、直言不讳，言之所及皆为现实中的实例，因此不免会有人对号入座。戈斌亦知此文的发表会得罪一些人，甚至会引起某些有关领导的不快。然而出于一个档案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了使明清档案———民族文化的瑰宝、珍贵的历史遗产能够“健康”地、长久地保存下去，戈斌放弃了对个人得失的考虑而决心“一吐为快”了。戈斌论文的发表确实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尽管有人恼火，然而其警示作用不容忽视，对改进和提高工作质量意义深远。若干年后，在馆内所开展的一次很重要的整改工作中，仍找出了戈斌当年的论文，并印发给每个保管人员人手一篇，作为整改工作的指导依据之一。 父子圆梦 戈斌所献身的事业，需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要耐得住“独守千秋纸上尘”的寂寞。然而他本是一个生性好动的人，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衷各项体育运动，特别是篮球和乒乓球，堪称是专业水平，而未来的理想是能够考进清华大学。看来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往往很难如始料所及，而变化和曲折则经常会成为一种常态。 戈斌于1961年至1964年在北京四中读初中。这三年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并铸就了他一生的四中情结。初一的班主任孟吉平老师、初二的班主任栾玉洁老师、初三的班主任李之绥老师，他至今仍记忆犹新感念不已。虽然他入校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但良好的校风、德才兼备的老师、团结友爱的班集体，使他的心灵如晴空一样明朗，丰润的精神滋养远远胜过了物质的匮乏。后来无论走到哪里，戈斌总是喜欢提到自己曾是四中的学生并以此为荣，每遇到一个四中校友，总会有“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激动。他在自己的儿子上小学时就殷切地希望他将来能考上四中。能够和儿子一起参加一次四中的校庆活动，是他持久萦怀的一个美梦。 “文革”的降临无情地击碎了戈斌的“清华梦”。1967年于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戈斌来到山西太谷插队。由于他在篮球、乒乓球方面的特长而被解放军铁道兵招为“特长兵”。他在部队除打球外亦参加了北京地铁的建设工程，在极为艰苦简陋的劳动环境中磨炼了自己的意志品质，培养了自己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良好作风。1974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故宫博物院。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考取了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经四年带薪学习后回到原单位工作至2009年退休，可谓是从一而终。 戈斌坦言自己在工作中也经历了一个从不适应到热爱，从入门到渐入佳境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当年四中教育对自己的影响不可小视。爱学习、会学习、责任感、好强心等等，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当年四中的启蒙。特别是经十年动乱，完全失去了系统学习的条件，而能够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当年基础知识的扎实。 令他最感欣慰的是：在80年代后期，他力排众议，将计划销毁的档案残片完整地保留下来。 2007年金秋十月，戈斌终于圆了自己的一个美梦。他和同为四中毕业，后考取了清华的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四中百年校友纪念活动，并在会场上合影留念。照片上，两代四中人的笑容一样灿烂，一样深情。 闫世宁（65届校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