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常常使平时不会分离的人分离，也有使平素无缘相识的人相识。我和陈士骅兄生于同年，同是河北省人，青少年时同住在北京，在同一个中学先后同学，有一段时间同在德国学习，却始终没有见过面。但一见如故成为朋友，则是我们在抗日战争万也不会想到过的两个地方：江西省赣州和云南省昆明。陈士骅字孝开，我们从认识起，我就称呼他孝开。

　　　不久前，孝开的子女陈浩与陈瀰来访，说他们的父亲从 1966年至1973年，半身不遂，用左半身坚持工作，将及八年之久。他用左手抄写他的诗稿共抄成六卷，约一千数百首。孝开工于书法，这次改用左手，而字体工整，丝毫不减他健康时书写的风格。他们带来一册给我看，标题为《旧游诗三百首》。孝开的自序里说，这是他在庚戌之夏写的“旧游杂忆诗”，他从儿时的故乡生活直到五十、六十年代国内外的参观访问，“时念旧游踪，每怀曾来雨”，都用古近体诗记录下来。想到庚戌年即1970年，是四人帮猖狂肆虐的时期，孝开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却能屏除干扰，以病残之躯成以巨著，真是近乎奇迹。至于另外的五卷我没有读到，想必有更丰富的内容感人的佳句。

　　　我随着时间的顺序，陪同孝开神游他履痕所到的地方，自然也以极大的兴趣诵读集中的《赣南杂诗》和关于昆明的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初，我跟随上海同济大学迁移到江西赣州。一天在街上散步，遇见孝开，经人介绍，知道他是刚从北平来，被聘为同济大学土木系水利学教授。素不相识，初次见面，没有多少话可说，但总是不免要问一问北平沦陷后的情况。我只认为他是水利学专家，并不知道他多才多艺，于本门学科之外，还擅长书画，写旧体诗。我那时担任同济大学附设高级中学主任。赣州的政治气氛十分恶劣，校内外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破坏学生的进步活动。我为了处理学生与学生之间、校内与校外之间的纠纷，身心交瘁，没有心情去欣赏赣江两岸的风光。如今读孝开的《旧游诗》，赣南一带的名胜多有题咏，可是这些名胜我只是闻其名而未临其境，读孝开的诗，可以说是对我进行一次“补课”。从诗里还知道，孝开与石声汉、曹礼吾颇有交往。石声汉是生物系教授，曹礼吾是附设高中的国文教员，二人都是湖南人。声汉于授课之外，常填词刻图章自遣，礼吾精通古今文坛掌故，二人颇有名士风度。

　　　同济大学在赣州的时期较短，1938年暑假决定迁往桂林，最后到了昆明。昆明不像赣州那样闭塞，比较开放，西南联合大学迁移到这里不久，带来科学民主的学风，人们精神上感到轻松，气味相投的朋友交往也就日渐频繁了。我渐渐知道，在这以前，孝开和石声汉于抗战前曾在陕西武功农业专科学校同事，《旧游诗》里有长诗《怀石声汉》，其中有句云，“我遇石公渭水边，同气相求殊自然；品画论文还骂世，往往鸡鸣犹未眠”。这是他二人在武功时的情景，如今“赣南滇南重相见”、 “同气相求”的朋友也略有增加。我和曹礼吾经常在声汉家中与孝开相聚，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泛舟滇池，攀登西山，往往携手同游。《旧游诗》中所吟咏的地区，对于我不再是“补课”，而是重新“温课”了。虽然如此，我们在赏玩风景、“晶画论文”之余，并没有缺少?(‘骂世”。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旧社会的黑暗暴露无余，对此常常听到声汉的痛骂、孝开深刻的趣语和讽刺、礼吾意味深长的幽默。大家妙趣横生，诚如黄山谷称颂苏东坡的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我在1939年暑假后离开同济大学，转入西南联大，我们四人的交往并没有因而疏淡。我因为避空袭，住在距昆明东北约十五里叫作杨家山的一座林场的茅屋里，每逢进城，仍然在声汉的家里与孝开相聚。林场周围十里松林，空气清新，不仅能避空袭，也适于读书写作，我常常约友人到那里游玩，有时也留住一两日。孝开为此画了一幅《松窦籀书图》相赠，群山中松林密茂，下有涓涓泉水，茅屋里一人静读，虽非写实，却体现出林场茅屋的意境。另外，他还赠给我两幅工笔山水画，颇有宋入画意。我几经迁徙，又经十年浩动，这三幅画至今保存在我的行箧中。

　　　1946年，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任教，孝开任北大工学院教授，时移境迁，声汉礼吾又在他方，很少有“品画论文还骂世”的机会了。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工学院并人清华大学，孝开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我跟着北京大学迁入燕京大学校址。两校相邻，大家都忙于工作，很少见面。只记得五十年代后期，曹礼吾有一次来京开会，我邀礼吾去清华共访孝开，孝开留我们在他家中午饭。饭席间谈些什么，我记不清了，我想，总不外乎谈了些昆明时期的往事和远在陕西的石声汉的近况。还有一件事是我忘不了的，那天下着一场北京少有的大雪。

冯至： 　　 著名作家、诗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这是冯至教授生前写的最后一篇绝笔文章，发表在1993年的文汇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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