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四中老校长室里，亲身经历了1947年5月22日发生在四中校园内的“五·二二”事件全过程，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周克（即郭俊忠）先生和孙楠（即张家庆）先生，应校友会邀请，前来与校友会会长刘铁岭、副会长燕纯义座谈。共同缅怀60年前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学生，四中师生奋起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五·二二”事件，对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进行了认真、翔实的回顾。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60年前发生在四中校园里镇压学生运动的“五·二二”事件，不是个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国民党政权限制打压学生爱国集会，全校师生维护真理,伸张正义,奋起反抗的自发革命行动，是四中师生爱国传统的具体体现，也是当时在我党领导下“反饥饿、反内战”民主爱国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在四中一百年的发展中,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抗战胜利以后，饱受日寇长期摧残的四中师生，又陷入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之下。身为国民党政权“国大代表”的校长田植萍，秉承国民党当局的意愿，大力发展国民党、三青团在校内的组织，监视、打击爱国师生，限制学生的对外联系，将四中处于国民党控制之下。校内的三青团组织，由于得到校方的支持，利用青年学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心理，蒙骗部分学生集体加入，压制民主爱国思想在校内的传播，使得校外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四中校园里却显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然而，从建校开始就具有爱国民主传统和求实精神的四中师生，不满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统治，反对挑起内战，在动荡的时局中，希望能够找到使祖国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早在抗战末期，四中学生章达、陈功义、黄智颖等人就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抗战胜利后，党的影响在四中日益深入。地下党组织在进步师生中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把要求进步的同学组织起来，去解放区参观、学习和讨论我党关于和平、民主建国方针，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在四中逐步形成并发展了革命进步力量。
“五·二二”事件就是我党领导下的革命进步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相互间的一场较量。
“五·二二”事件的具体起因，源于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轰轰烈烈的“反饥饿，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20日，在北平、南京、天津等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示威游行.为防止学生参加游行，四中学校当局在5月20日当天清晨，就把大门紧闭，禁止学生外出。但仍有学生设法出去，周克同学就是从学校北墙翻出，随同游行队伍从平安里直到西单，见到游行队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和支持，也目睹了在西单菜市场前国民党特务毒打宣传队女生的暴行。
20日的游行结束后，队伍在北大民主广场集合，宣布“6月2日举行全国罢工、罢课、罢市斗争”。在部署下一步工作的时候，地下党组织提出要加强对各中学的宣传和联系工作，争取中学的参加。
1946年在我校高中毕业前加入地下党组织的邓怀德校友，当时正在清华读书，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他邀请了几位在清华、北大、燕京等大学读书的校友，带了一些材料和进步歌曲的歌片，于22日上午来到四中。到四中后,见到几位熟悉的高三同学,因马上就要毕业,大家都想让这些校友讲讲有关大学的情况,这几位同学就请邓怀德给大家介绍介绍,并由他们串联高三同学当天下午在大礼堂听邓怀德等校友介绍情况。
1946年在四中加入地下党，当时在北洋工学院读书的吴希恒也在这个时候找到在校的地下党员，高三学生周克、郭新（即郭树森）商定让他们多动员些高三同学参加这天下午校友返校介绍情况的活动。
当天下午二时许，邓怀德、李修恕、李振远、吕森等十几位在清华、北大、燕京、北洋、北师大等大学读书的四中校友，如约来到大礼堂与百余名高三同学聚会。聚会的内容主要是由正在大学学习的校友向高三同学介绍各大学的相关情况，解答即将毕业的同学们提出的有关升学的问题，介绍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饥饿、反内战”民主爱国运动的发展形势，教唱爱国进步歌曲等。
但没想到的是，聚会开始不久，正在大家齐声高唱爱国歌曲时，由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六分局分局长带领的武装警察20多人突然闯入礼堂，不由分说抢下同学手中的歌片，那个分局长还下令将从各大学来的校友用绳子捆绑，拴在一起，诬蔑他们是“来路不明的人”，要立即带走。参加聚会的同学在瞬间的惊愕之后，马上进行了反抗，纷纷表示不能接受对他们的诬陷，更不能让警察将人带走。高三同学王度拍桌而起，严斥警察的暴行，喝令他们松绑。他愤怒地说：“要捆，你们把我也捆起带走吧！”那个警官恼羞成怒，竟亲自动手把王度也绑了起来。这让同学们实在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冲向前去，把他团团围住，缴了他的枪，扯掉他的领章、符号，打飞了他的帽子，抓得他脸上出现条条血印。大家紧紧护卫在被捆绑的校友们身旁，与警察展开了搏斗。礼堂里面的斗争，惊动了全校师生，正在上课的老师、同学纷纷跑出教室围拢过来。因为来的校友都是毕业不久正在大学上学的学生和在校的老师同学都认识，警察却说他们是来路不明，还要抓走，这让大家非常愤怒。张子锷和其他老师目睹此景，禁不住流下泪来，不断地向警察喊道：“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啊！”不让他们抓人。尽管此时校园已被随后来到的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国民党警察包围，警察的步枪都上了刺刀对着学生，礼堂的玻璃被打破，大门被踢坏，校门口还架上了机枪，学校与外界的电话联系早已被切断，但大家毫不畏惧。孙楠同学只身从礼堂后面翻墙出去，到北洋工学院找学生自治会寻求支援。尹迪华（47届校友）等同学在搏斗中被警察刺伤，白衬衣上血迹斑斑，高三同学刘长溪把这件血衣举起给大家看，发表了慷慨激扬的讲演，更激起大家的斗志。激烈的反抗令警察始终不能将被绑的校友带走。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校内的警察完全处于学生的包围之中，形势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学生这边。在这种情况下，同学们又和警察头目进行说理斗争，要求他们无条件释放被捆绑的学生，并赔礼道歉。在进步学生的正义要求下，带队的警察头目无话可说，狼狈不堪，只能说他们是奉命行事，要放人得去找他们的上司。
由于全校师生几乎都围拢在礼堂内外，事情越闹越大，校内的警察迫于同学们的正义行动不敢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校长田植萍不得不出面来到礼堂，一面表示这是场“误会”，为反动警察说好话，一面责备同学不该“秘密集会”，这种伪善的态度更激起了同学的愤怒，遭到大家的驳斥。为挽回僵局，田植萍只好答应松绑放人，但同学们坚持要校方找出把警察叫到学校来的人，亲自赔礼道歉把事情说清楚才行，双方僵持不下。
这时，刘长溪想起何思源就任北平市长时说过：学生应专心读书，有事可直接找他，便提出要与何思源谈判。警察头目被迫答应了。在同学的推举下，刘长溪与另一位学生（可能是沈慧民）一起坐着警察局的汽车去市府谈判。出校门后便见到马路对面架着机枪，一些警察列队持枪对着学校，可见这是一场国民党政权事先策划好的镇压学生的行动。
刘长溪等人到了当时市府所在地———中南海西花厅，要求与何思源对话，提出立即释放学生并赔礼道歉、赔偿受伤学生的医疗费、保证学生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情等四项条件。何思源以公务繁忙为由，没有与刘长溪等人见面，但派秘书出来，表示答应这些要求，并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写上满足学生要求，盖上图章。在刘长溪的坚持下，这个秘书和他们一起返回学校。
刘长溪等人返回后，随他一起来的市府秘书代表市长何思源向同学们表示赔礼道歉，命令警察立即松绑放人。为顾全大局，与应孙楠校友请求前来支援的几位北洋工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商议后，大家同意了让警察松绑放人。这些全副武装的警察不得不规规矩矩地给校友们松了绑，低下头来灰溜溜地撤出学校。
当晚，为保证校友安全，同学护送校友回北洋工学院暂住，第二天由教育局派车送他们回各自学校。至此，四中正义的同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五·二二”事件后，田植萍为掩盖他的卑劣行径，挽回校长威信，连夜组织了“护校委员会”、提出“政治退出学校”的口号，继续欺骗四中师生。还假惺惺地亲自到各高校去赔礼道歉。同时宣布停止高三学生补课，立即毕业，在6月初把高三学生赶出了学校。
但这些都已无济于事。广大师生已经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不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
此后，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抓紧在四中发展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至1948年底，已发展到8名党员，“民联”也发展到近40人。随着革命组织的健全和发展，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举办读书小组、文艺讨论会、贫儿识字学校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愈来愈多的四中师生团结在革命组织周围。
爱国求实，自强不息的四中师生，以坚忍不拔的精神，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四中的新生。
1949年夏，四中曾召开大会纪念“五·二二”事件。马文元老师书写的长联：“想当年，豺狼肆淫威，斧钺森严，校友数十人，齐遭迫害；看今朝，妖魔敛凶迹，弦歌振作，同学千余个，共庆苏生”，挂在会场正面，生动地记载了当时师生们共庆新生的心情和对“五·二二”事件的纪念。
所有这些都说明“五·二二”事件对于四中发展的重大影响。四中自建校起逐步形成爱国的精神、求实的学风，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维护正义的人生准则，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才迸发出那样大义凛然，震撼人心的表现。
历史的发展使得今天的社会环境与60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但四中的爱国传统、求实精神始终如一，科学、求实的建校精神从未改变。师生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爱国求实更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始终。
我们今天不忘60年前的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张乃久（62届初中校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