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只在四中读了三年初中就离开了这里，能回想起来的事儿并没有多少，但却是我最愿向人谈起，并引为自豪的。

　　几十年来自己做过的事不能算少，也不能说没有取得过一些成绩，然而功过是非，有时不那么说得清楚，唯有在四中读过书这件事，没有人可以非议，得到的大多是羡慕和称赞。所以，退休以后，能够有机会重回四中，在校友会办的《四中校友》编辑部做一些事情，不能不让我在荣幸之余，倍感愉快。

　　在这五、六年的时间里，我先后采访了近四十位校友，写出了十多万字的采访稿，刊登在《四中校友》上。和众多校友的交往中，那种又回到学生时代的感觉，常常涌现心头。不管是年长于自己的，还是比自己年轻的，校友们的经历，成就，不仅充实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中学子所具备的《四中精神》吧。

　　现在，《四中校友》和《四中校友网》正在组织有关《四中精神》的讨论，每篇文章我都认真看过，感触很深，并深受启发，于是也写了一篇题为“传统 精神 形成与积累”的文章刊登在《四中校友》上。

　　写完之后，还想补充些内容，然而，面对“四中的百年历史和深厚的人文内涵”，自己的所知所见有限，也实在谈不出什么所想所感，只是按年代顺序，信笔写来。题目是《四中百年随想》，不过是随便想到，随口说出，大多是拾人牙慧，并无新意。只为能参与进来，与大家一起想，一起说。

　　毕竟四中是我们大家的母校。

四中百年随想之——呱呱坠地

　　在不少老学长的回忆文章里，都提到四中最早的那座1928年在齐树芸校长任期新建的那座青砖灰瓦、风格简朴一如四中校风的大礼堂，（1983年政府拨资改建校园时，这座使用了50余年的礼堂被拆除，在原址建了一座两层礼堂，2006年为庆祝建校百年，新建礼堂在使用20多年后被拆除，现正在扩建一座包括礼堂的综合楼。）大礼堂南门上方有面“寿与国同”的匾，这说明四中这个名称始于民国元年，应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正如大家所知，四中并不是民国元年新建的学校。究其前身，校友会刘铁岭会长曾著文《北京四中建校时间考》，对此详加论述。

　　刘会长认为四中建校时间“应从其前身顺天中学堂建立时算起。顺天中学堂建立的时间，虽然有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设官立顺天中学堂的档案记载，但是同样有据可查的档案资料证实：顺天中学堂于清光绪33年（1907年）正式招生开学。”还有档案资料证明“1912年12月四中第一届毕业生30名。”清光绪、宣统年间，中学堂学制为五年（民国初改为四年）。四中1912年12月的30名毕业生，显然是1907年春顺天中学堂建立时入学的学生。因此，“将四中建校时期定为其前身顺天中学堂开办的1907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但也有另一种由校友陈泽西先生提出的观点认为：顺天中学堂是由清末的顺天东路厅初级师范学堂、西路厅初级师范学堂、南路厅初级师范学堂、北路厅初级师范学堂合并而成。而合并时间则是在1909年，这是有档案资料可以查证的。至于1912年12月毕业30名学生（实际应是42名），可以理解为是在建立顺天中学堂时，由原各路厅初级师范学堂选送的在读学生，即1907年进入初级师范学堂就读的学生，至1912年修满5年毕业，也就是说顺天中学堂是先有学生后建校，不应按首届毕业生的毕业时间反推上去，将1907年定为建校时间。

　　还有一个旁证是：顺天中学堂校址原为宛平县立高等小学堂，据《京师公立第十九小学校校址沿革》记载，“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1908年）西什库改设顺天中学，始移设”。据此可以认为顺天中学堂的成立应在1908年底以后。这所宛平县立高等小学堂在民国后称京师公立第十九小学校，即现在的宣武区梁家园小学。

　　对于校友陈泽西先生提出的观点，我们不妨认为：为确定建校纪念庆典日，当然要有一个具体的年代日期作为标志。但一个学校的建立，实际是一个时间段内的过程。尤其是在晚清末季，新式学校大量建立。据有关资料所载，从光绪三十一年清帝下诏废止科举，到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成功，全国已有各式学堂6万余所。这其中有新建，有改制，有新建一所学校后随即改为几所学校，亦有由几所新建的学校马上合并为一所学校的，纷纷杂杂，不一而足。对同一份史料，因理解不同而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其实是件正常的事。所以，无论说四中是1907年建校，亦或说是1909年建校，不过都是对同一件历史事实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说法而已。

　　倒是这个新生婴儿坠地之时发出的第一声啼叫，值得我们倾听。或是说，需要我们在这里认真探讨一下的，应该是作为一所始建于清末的新式学堂，是在一个怎样的历史环境下诞生的？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具备怎样的特点？并由此决定了它的发展。

　　在这里不妨把话题扯远点，既然四中的诞生源自科举制的消亡，那我们就从科举制的消亡说起。

　　对于中国来讲，废除科举制实在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科举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的核心，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全副身心的寄托。从最初的策划提出，到具体方式方法的制定运作，科举制基本是操于知识分子之手。当然，政权所有者与知识分子对科举的立场，有同有异，未必尽合。唐太宗看到许多士子来参加进士试，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喜悦，代表了掌权者的基本态度，即以科举来牢笼天下之“士”尽为我用。宋太祖也公开说，科举取“士”，足以为“致治之具”。掌权者把科举当作为其进行统治所必需的工具，这是很清楚的。然而，以天下为己任，一向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所在，他们是要与皇帝“共治天下”的。

　　正因如此，当时代发展使得封建帝国体制无法延续下去，科举制危机到国家、民族存亡的时候，始于知识分子的科举制，最终也是知识分子决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光绪三十一年（1905）科举废止后，持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体制也就随即全面崩溃瓦解了。

　　旧事物的消亡必会导致新事物的出现，或说新事物的出现加速了旧事物的消亡，同样是由知识分子一手策划操办的新式学堂与科举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作为替代科举的新式学堂，寄予了太多、太大的希望。原因很简单，正如科举是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一样，学堂替代科举成为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新式学堂最早出现在1862年。北京有了以学习外语为主，毕业后可保举为八品或九品官位的第一所官办学校——京师同文馆。但当时的学生大多不愿进这所学校，因为只习外语，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后来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科，更是遭到儒学保守派的攻击。招考新科目的学子还遭到讥笑嘲讽。几经周折，1872年总算派遣了一批知青出国留学，就是宋健在《百年接力留学潮》一文中说的“第一代官派留学生”。但结果却不怎么样，回国后，因在国内没有功名，并没有受到什么重用。

　　然而，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并不长。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由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重新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国有了第一个经政府颁布并且施行的近代学制，即“葵卯学制”。此学制颁布之后的第二年，光绪帝下诏废除科举，各地纷纷改考场为学堂，新式学校大量建立。由此可知，以现代学校取代科举已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无论在政治取向上是保守还是革命、是渐进还是急进，都知道传统体制已不足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欲要“求变、求新”就必须以现代的新式学堂取代科举。而知识分子则必须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才能进入社会，施展抱负，实现人生价值。

　　在这一历史形势下，和其他新式学堂一样，四中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被委以，为社会培养“求变、求新”人才的重任。可见，四中受到社会如此的关注，有着如此的地位，并非始于现在，而是一百年来，一直如此。同样，四中学子所具有的“社会责任心”和强烈的爱国情结，也是始于建校之时，一百年来从没有改变过。

　　在《四中校友》组织讨论“四中精神”的文章里，不少校友都提到这一点，认为这是四中建校的缘由，立校的根本，是四中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叫。

　　此外，四中呱呱坠地时的第一声啼叫还向我们表明了四中的 “官办”身份，那就是：办学经费由政府出资，校长是政府委任，教师必须具有一定资历、水平，并且得到由政府相应部门批准等，使得这样的学校始终具有一定的办学规模，并且在招生考试、教材选用等诸多方面十分正规，极少有随意性，从而保证了历届毕业生的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是“官办”，招生必须面向社会，且须保证一定的公开公正，使得不少贫民家庭中的优秀子弟得以进入四中，这对于四中独特的校园文化及校园风气的形成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然，四中的“官办”身份，还体现在四中的办学理念必须符合国家意志，四中校长的治学观点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这一点上。

　　以齐梅阁校长为例，抗战爆发前，反对学校师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北平沦陷后，遭人枪击辞职离校。前一件事情未必是齐校长本心所愿，后一件事情则包含着太多的无奈几近不能自保，只好黯然离去，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文革期间，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杨斌校长却因不能正确“对待革命运动”，被污以走资派之名惨遭迫害，很快被调离学校也间接的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四中的“官办”身份，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四中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的命运捆绑在一起。四中礼堂门上那块“寿与国同”的匾，若再加上“运与国同”，似乎就更完整了。

　　四中的百年历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912年9月27日，王道元校长来到四中走马上任。从那时起到上世纪30年代初，四中在王道元、阎翰升、齐树芸这三任校长时期，历经28年，达到了自身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而四中所以能有这样一个发展高潮期，就是因为在当时，由于国内军阀混战逐步趋于结束，工商业发展步入正轨，农业连续几年收成不错，国民经济处于恢复发展阶段，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中国能有一个短暂的文化教育繁荣期的社会基础。四中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其教学质量和教学设施，特别是师资力量，不但在国内最为出色，即便与同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学校相比也不差，甚至更好。

　　遗憾的是接踵而来的8年抗战和国民党接管时期，前后共10余年间，使四中陷入了低谷。如果按时间顺序排下来，1949年解放以后至1966年文革前，这17年应该是四中的第二个发展期，而文革10年则是四中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低谷，改革开放至今当然就是四中的第三个发展期了。

　　从四中的诞生说到这儿，话好像多了点。只是这百年名校的历程，不由得不让人想到许多许多，比如，接下来要想到的就是，在第二个和第三个发展期里，四中的教育观、教学理念与校园文化品质，相比于第一个发展高潮期，有了一个怎样的提升？第三个发展期培养出来的学生与他们的前辈学长相比，有了一个怎样的进步？对于这当中的一些不能够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反思？

　　以上所讲，大多是拾人牙慧，并无新意。题目是《四中百年随想》，不过是随便想到，随口说出。给这篇随想起了个题目是《呱呱坠地》，下篇题目就叫《青春年少》吧。无非是希望能与大家一起想，一起说，不为了别的，只为四中是我们大家的母校。

　　 我在北师一附小上学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那是所老学校，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当初是前清八旗子弟学校之一——“正红旗官学”，地址在报子胡同，即现在的西四北三条（后来还有个报子胡同小学，和这不是一码事）。以后又改称 “八旗高等小学堂”， 取消科举制的那年（1905年）改为“京师公立第四小学堂”，在受壁胡同（即现在的西四北四条）建立了分校。民国以后改为“北平市立第四小学堂”，1934年按地址改为“北平市立报子胡同实验小学校”，是因为那时北平市有四个实验小学，此其一也。1941年北平师范学校迁到端王府夹道，作为附属小学，逐又改名为“北平师范附属小学”。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将受璧胡同的“吴蔡二公祠”交由北师附小应用，学校亦被命名为“北京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1956年北京师范学校师迁到宣武区，西城成立第二师范学校，故更名为“北京第二师范附属第一小学”。

　　我是1959年毕业的，听说转过年来，因北京第二师范学校改称西城师范学校，学校又改名为“西城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我最小的弟弟文革期间在这个小学上学，告诉我学校一度曾更名为“起宏图小学”，但时间不长。以后因西师撤消，学校名就成了现在的“西四北四条小学”。

　　2003年学校建校120周年，这年夏季，我和校友谢荣楚一起回校，拜见胡建华校长。胡校长和我还是北京四中的校友，但比我要晚五、六届。这是我自毕业后第一次重返小学母校，算来已是44年了。

　　学校原有三处校舍，现在二分校已改作它用，本校和分校原来校门相对，现在依然如此，校门也还是原来的样子。本校院深横跨四条、五条这两条胡同，由操场和两进院落组成，分校院深横跨四条、三条这两条胡同、由三进院落组成，这些都没有什么变化。可能是因为房屋都翻修过，没有了历经多年风雨侵蚀过后，青砖灰瓦呈现出的沧桑。所以一路看过去，总觉得面目全非，印象中的深深院落，古槐浓荫下的幽静典雅，是寻不见了。

　　和胡校长谈起在这120多年毕业了多少学生，他说没有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出名的学生是有一些的，比如1944年毕业的方复之是科学家，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1945年毕业的王蒙是著名作家，曾任文化部部长；1948年毕业的曹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兰天野先生不知是哪年毕业的，也是曾就读于本校；1950年毕业的杨联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徒步考察黄河、长江全程的科学家，被誉为“当代河王”。此外，著名电影人李梓、导演陈凯歌、演员吕中、朱琳、中央电视台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北京晚报》副总编马书祥等也都出自这所著名学校。

　　现在可以再补充一个张志彤了。

　　前几天看电视剧“沙家浜”时，见到屏幕上有“沙奶奶”的扮演者“张志彤”的字样，不禁想起在当年的同班同学张志彤。只是眼前的这位沙奶奶，无论如何也和印象中的那个梳着两条小辫，从来都是不声不响的小女生联系不起来。而且说实话，我对她的印象确实是不深。

　　前两天在西华门傍的一家茶馆里，几个小学同学聚在一起闲聊，张志彤也来了。于是就聊起了沙家浜，聊起了沙奶奶。

　　张志彤说电视剧《沙家浜》增加了许多情节和人物，象胡传魁多了个姘头，阿庆嫂多了个助手等等，只有沙奶奶变化不大。戏份也没增加。但若论观众反应，还就数沙奶奶不错。

　　可见在一部戏里面，铺垫很多戏说成分，以为能够吸引观众，其实未必。剧本有深度，演员表演得有深度，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作品才算成功。

　　张志彤中学毕业后考上中戏，是陈道明、刘金山、许晴等人的师姐，但说起话来，总是认为这些人是成名演员，与他们合作使自己获益匪浅。谦虚和总是赞赏他人的神态，让我恢复了上小学时印象中的张志彤。

　　张乃久2006-6-15

　　4月13日晚应王卫国（我校70届校友）之邀，到东方先锋剧场观看国家话剧院复排的萨特名剧《死无葬身之地》。离开演还有40分钟，门前就开始有人在等退票了，可见这出戏受欢迎的程度。

　　萨特1980年去世时引起的全世界的轰动，现在还留给人以很深的印象，毕竟能让5万人给一个哲学家送葬，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但在北京，人们对“存在主义”的了解，显然不及对他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更有兴趣，从1997年由实验话剧院首演以来，到现在可说是久演不衰。

　　剧情其实很简单，二战期间，法国沦陷后，几名游击队员不幸被捕，行刑的前一夜，面对酷刑审讯和即将到来的死亡所引发的恐惧、为坚守自己的信念进行的内心斗争、因无助而绝望的心态以及人性深处的欲望，无论美丑都淋漓尽致展现在观众眼前。

　　萨特是位哲学家，但在这出戏里，却没有太多的哲学味，既没有冗长的说教，更没有曲折的情节，全靠舞台上几个人物相互间强烈的对抗、冲突，“折磨与被折磨、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把观众的心紧紧的抓住。

　　卫国这次在剧中扮演希腊人卡诺里。我知道在台词道白上，卫国有很深的功力，一向为行内人和熟悉他的观众所称道。他有条雄浑宽厚的嗓子，收放自如，无论演什么脚色，站在舞台那个位置，都能把台下的观众吸引过来。在这场戏里，他虽然没有大段的道白，但在与其他人物的对白中，能通过语气轻重缓急的变化，十分到位的把握住人物的内心活动，再加上丰富的面部表情和展示出人物内在情绪的眼神，以及力道十足但有节制的形体动作、十分成功的塑造了这位意志坚定的老游击队员。

　　去年在上海戏剧节上，卫国获得白玉兰奖，在近期公映的电视剧《乔家大院》饰张之洞，受到大家的好评。

　　由此看来，这两年卫国的进步很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更大成绩把！

　　还有个事要说一句，这出戏中有个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克洛谢，是由李梦男扮演的，演出前和我聊了聊，他有个弟弟叫李季南，是我校前几年刚毕业的年轻校友，现在美国读书，对四中感情很深，以至使他对四中也很有感情了。

　　四中的校友就是感人。

　　作为纸本媒体的强力竞争者，网络媒体已深入我们的生活，并且日益呈现出强大且无可替代的特性，作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在一般受众心目里，纸本媒体所传递的言论、观点，却要比互联网上流传的言论、观点，真实可信且有份量得多。

　　这是因为在网络上有相当多的东西，很少有人会把它当真，其固有的虚拟性，使得它因此而无足轻重。

　　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和即兴地发表意见，但绝对不会对现实社会，真的能起什么作用。网络上的口水毕竟仅仅停留在虚拟的世界上，虽然对真实的世界可能会有所影响，但那也是非常有限，而且，转瞬即逝，口水不过是口水而已。

　　然而，纸本媒体上传达的东西则不然，传统意义上的创作、编辑、排版、印刷等过程，使得作为出版物的纸本媒体，有着严肃、缜密、郑重的特性。既有相对可靠的公信力，对比于网络的虚拟性，更因纸本媒体本身的真实存在，显现出实实在在的分量。

　　现在，这种原来在传播上受到时空和读者群局限的纸本媒体，已经通过网络，得到了一个更大的传播自己信息的平台。从而就使纸本媒体所报道的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传播之后，造成的影响变得非常巨大。

　　可以说，网络媒体既是纸本媒体的竞争者，但却又从另一方面，为纸本媒体起了为虎添翼的作用，增加了它的影响力和冲击力。纸本媒体上所表达出来的言论、观点，一旦形成了网络上的舆论，必定会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尤其是当这种效应，迅速回流到更多纸本媒体之中，然后再放大回到网络上，引发了与范围广泛的受众互动时，其对社会产生1+1大于2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了。

　　只不过在让纸本媒体与网络传播相结合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不要让口水淹没了纸张。

　　2006年5月22日

　　 时序未至盛夏，见到水面上“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景象，想起了宋朝诗人杨万里。

　　杨万里是个多产诗人，一生作诗四千余首，然而到了50多岁之后，他才“忽若有悟”，摆脱了“江西诗派”的只知摹拟古人，一味在字句韵律上着意锻造的风气，得以回归自然。

　　从此以后，他“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盖麾之不去，前者未雠，而后者已迫。”真正是诗思如泉涌。后人所称赞的他的“活法”指的就是这个。

　　“活”而有“法”者，师法自然也。书本读多了，难免会限制了我们的感受，丧失了自己的所思所想，就如钱钟书先生说过的，是戴了别人的眼镜去看东西，亲切感和新鲜感没有了，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活”得起来呢？

　　“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即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跳腾踔厉，追摄造化，善于捕捉稍纵即逝、转瞬即改的自然情趣，并用生动、活泼而又富有变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这就是杨万里的"活法"。也是清新脱俗的“杨诚斋体”至今为人所喜爱的原因。

　　有幸生活在“信息时代”里的当代人，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种种信息，是戴别人的眼镜去看世界，按别人的思维想事情，重复别人的话语，还是走自己的路，说自己的话？

　　杨万里的文学创造之路，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吧。

　　立夏已过，树荫蔽日，溪流无声，明暗斑驳间倒显得水晴光柔。一只蜻蜓眼尖，发现水面刚刚露出的荷的嫩芽，马上飞来立在上面。

　　不知是因水面的反光照花了它的眼睛，还是荷的嫩芽，载不住这只蜻蜓的重量，蜻蜓的翅膀微微颤抖着。

　　一阵微风掠过，蜻蜓翩翩然离去。

　　 乃久2006-4-25

　　 春天的魅力，莫过于春草的绿意。

　　阳春三月，正是春草泛绿的季节。一场新雨过后，小草们便翠生生地冒出来了，暖风抚摸茸茸的青草，我的心田也铺上了一层绿茵。

　　春尽江南春草深，一寸幽芳万里心。

　　于是，春色、春光、春景浸入心里，化为内心深处的春情、春意、春韵。

　　这让我想起了英国诗人拜伦年轻时的一段故事。

　　那也是一个残雪消尽，柳枝吐绿的季节，明媚的阳光下，阵阵春风掠过剑桥街头，正在这里求学的拜伦，漫步于此，陶醉在这宜人的景色中。然而，就在此时，他见到了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盲儿正在路旁乞讨，身旁立着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自幼失明，乞讨为生活。”这样几个字，地上一顶朝上放着的帽子里，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枚小钱，这让拜伦感到难过。想起刚刚还在心里酝酿着的诗句，他马上动手把牌子上的字改为：“春天来了，我看不见绿色的小草！”

　　哪里还有比看不见春天更为痛苦的呢！路人纷纷慷慨解囊，使盲儿感到了生活的温暖，人生有了新的企盼。

　　这既是文字的力量，更是春天的魅力！

　　尽管自然的规律是春来春还要去，可我心里，却永远是春去春还会来。

　　因为在春天打开的感情之源，心灵之泉，给我们带来的是永远新鲜的希望，新鲜犹如年年都有的春草绿。

　　更何况我还坚信，只要有阶前草绿，就会有窗外花红。

　　乃久2006-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