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德仲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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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宿舍大院，817号部长单元楼，住着一位96岁的革命老人，他叫李德仲。他曾是中共七大候补代表，1948年任中共东北松江省委副书记，是一、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建国后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代书记、抚顺龙凤煤矿矿长、煤炭部基建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共甘肃平凉地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毋须多言，履历已经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
建国初的省委书记，何以有如此大的起伏?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老人方知：原来是当年高岗 |
以“我的意见，此人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的一纸政治结论，害他长达24年之久。面对人生险峻与坎坷，李德仲坦然陈言：“对人民和历史负责任的人，往往注定应准备一辈子都是负重走完人生的。我能活到今天，已够幸运了。人生有一诀窍，只要想着为民造福，再大的险阻也能迈得过去。”精辟之言，耐人深思。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李德仲当年直言讨伐“文革”的言论，因涉及党的最高领袖，案子十分棘手，最后是经中组部以马文瑞为首的平反小组予以解决，才得以平反复职的。
走上革命道路
笔者认识老人已有37年。 1967年“文革”串联结识了李老的长子李涛。那时，我在大连海军工程学院就学。李涛是北京外语学院学生，哥俩同年仿月，情投意合，经常互相走动。“文革”一来，刘少奇被打倒，李老为共和国主席抱不平，早早就被造反派打发回家呆着了。我作为一个海军学员，登门探望他，自然很是高兴。
李德仲原名李国选，辽宁省营口白果乡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采参人家中。父亲长年在长白山采参，母亲很早就病故，这样李国选就成了从小缺少亲人关爱的可怜孩子。小学毕业不久，爆发了直奉战争。一个偶然机会，他考上了东北军汤玉麟部办的医训班，不到一年结业，当上了少尉司药，17岁晋升为中尉军官，没多久又提升为少校科长。“九一八”事变后，汤玉麟部退到热河省。他往返于承德与北京之间，为部队采购药品，很快在北京结识车向忱、高崇民等爱国民主人士。老前辈对他十分器重，向他灌输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部队在承德驻防，某日下班，李在路上遇到小学同桌伙伴黄维新 (赵一曼烈士的丈夫)，黄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任热河省政府民政科员。两个“发小”同聚一城，开心至极。黄发现李虽是国民党军官，但思想进步，于是热情宣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李在黄的影响下，产生入党念头。黄劝他努力学习，创造条件，并赠送高尔基的《母亲》、《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朝气勃勃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深深打动这位国民党中校，一个崭新、美好的社会主义苏联令他无限向往。李老曾激动地说：“黄维新是我的革命领路人，而苏联小说是我树立马列主义世界观的启蒙老师。”古北口抗战结束后，李德仲打算脱离东北军，全力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适时张学良为校长的东北大学从沈阳迁到北京璋义门(现广安门)一带。在国民党元老朱庆澜先生的推荐下，李德仲成为东北大学的学生，并在张厚德、董学礼等中共地下党员直接领导下成为党的地下交通员，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3年转为正式党员。人东大半年后，发展十几个学生加入了反帝大同盟。由于工作出色，时任北方局领导的柯庆施调他担任专职交通员，离开了东大。
为鸣不平甘掷头颅
1980年，我转业回京，此时李老平反复出，主持中国空间技术中心的组建工作。爷儿俩重逢那天长谈了离别往事。我才知道， 1968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险剧，是周恩来总理以无畏胆略和睿智，保护了李德仲同志。
1967年春，各地夺权之后的北京，造反狂潮日益高涨，武斗四起，学校停课，工交停产，广大干部被批斗，国家秩序越来越乱。北京院校矛头直指刘少奇主席。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在以江青为首“中央文革”的唆使下，用卑鄙的手段将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在清华园内进行游斗。学生们把浊物挂在国家主席夫人颈项上，多少党内外有识之士为之失望，多少善良的人们为之哭泣。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上，是刘少奇同志实事求是、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代表全党明确指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然而共和国主席一夜之间却成了“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始作俑者”的不幸结局，激怒了李德仲。他以革命家的深邃目光，观察分析和声讨了史无前例的“内乱”。他愤怒地说：“少奇同志是中共白区党的正确代表，是党的代表大会写进历史决议里的，怎么可以一个人随意推倒?国家主席是人民代表选举的，怎么可以当作修正主义头头打倒?现在是‘爷爷’领着‘孙子 (指红卫兵)’闹革命。你把事情做绝了，老百姓常说，事情做绝了，是要遭报应的!少奇同志是冤案，总有一天要平反!”他的这一观点等于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文化大革命”。
一位曾与他共议“文革”的中科院某研究所领导，被群众揪斗后，为了自己脱身，供出了李老的“报应”和“翻案”之说。李德仲的“犯上”狂言，令造反派如获至宝，因为凭此罪状，足能将这位中科院副秘书长判处十次死刑1 1968年初秋，他们拿着那位副所长的揭发材料找李德仲对质，李老十分平静地回答：“是的，全属事实。”还当下写成文字全部承认。事后，老伴李晓明急红了眼，抱怨丈夫说：“这些话你都敢认账，你找死呀。”李老冷静地对老伴说：“是找死，我是党员，要讲真话，为讲真话杀头，我不怕!”从那以后，他失去自由，列入专案被管制起来。为了一声呐喊，他不惜掷颅。造反派则日以继夜地搜集、整理他的三反罪行，决心把他送上断头台。然而，西花厅的主人却决意保护这位小黑李(李老年轻时体格健壮，黑肤色，党内同志昵称小黑李)。
总理击案：“特档处理，不许扩散!”
1968年仲夏，李德仲“三反言行”立案后，中科院军代表刘西尧事先把李德仲的情况向周总理做了汇报，总理听罢直皱眉头。一天，专案组人员通知李说：“你把行李打点好，准备去个好地方。”后来方知，他们当天是要向总理递交李的材料，请周批准，将李送人秦城监狱。专案组深知，李犯的是杀头罪，请示总理不过是履行手续而已。
那天晚上是一次惊险的较量。总理电话通知中科院，定在深夜1点半接见科学院专案组。专案组的6个人当晚12时就来到总理的办公室。他们一直等至深夜3时，总理打来电话说有会，抽不出时间，请专案组继续等待，其实总理是在有意拖时间。为报送李德仲的材料，专案组天天加班，早已累得不轻，眼下汇报时间一拖再拖，6个人困得死去活来，一个个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昏昏入睡。时至黎明3时半，总理突然出现了，专案人员强睁睡眼。总理发问：“有什么问题吗?”专案组人员迷迷糊糊地说：“没问题了，请总理看李的材料。”其实总理早知李的问题了。总理翻阅了一会儿，突然沉着脸，手指连击桌面，众人吓了一跳，专案组人员更糊涂了。然后总理围着办公桌走了一周，推开房门，一腿迈出，另一腿在屋里，厉声问：“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位负责人说：“没问题了，您看怎么处理?”“好吧，既然没什么问题了，这些材料作为特档封存处理。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许扩散!”总理话毕，啪地带上房门，走了。专案组所说的“处理”意思，是指把李德仲送人大牢。总理却顺势接话，把处理“人”的问题转到处理“材料”上，绝妙睿智。专案组哭天喊地也无济于事了。“特档不许扩散”的警告，让专案组的人瞠目结舌。当时，中科院由周总理直接管，专案组即使还想继续兴风作浪，已没有机会。
事后，总理捎话说，让李德仲在认罪书上加写毛主席语录，进行“深刻检查”。周总理想尽办法帮助李老过关，让陈某专管李德仲的材料。陈某是群众组织领导人，原是志愿军军人，1958转业到中科院物理所。李德仲时任党委书记，十分器重这批战火中锤炼的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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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战士，决心从中培养出一批自己的科学家。为此，他从众多的转业军人中择优挑选出20位基础好的同志，在北京郊区某处集中起来，调集所里有关教授对他们进行一年多的封闭式文化培训，一年后有9个人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陈是第三名。一个原本农民出身的志愿军军人，经李老培养上了大学。老书记身陷大难之时，他怀着报恩的心情，决心保护老上级。依照周总理的批示，陈在李老的检查材料中加上主席语录，在他的认真保管下，李老的材料始终没有扩散出去。1968年秋，在京中央机关：厂部纷纷下放各地五七干部学校。科学院在湖北潜江成立了五七干校，中科院向总理汇报湖北五七干校工作时，总理对李德仲一事说：“他的问题我了解，是革命的两面派，可以让他去潜江五七干校改过”。总理再一次出面保护了李，让他远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躲开了种种政治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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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无言却有情
每逢说起周总理勇冒政治风险保护自己，李老总是深有感触地说：我能够受到周总理保护，首先是因为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委托主管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没有这条，恐怕我早成刀下死鬼了。再者，总理了解我的历史和人品。这辈子我做了以下几件大事，所以，他对我知情，有情，全力保护我。
第一，恢复党的组织。
抗战前，李德仲是我党北方局的交通员，长年蹬着自行车，奔走于平西、太行一带，恢复和创建了河北省17个县的党组织。1937年4月，吴德去延安出席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谈到一个名叫李德仲的大学生，1933—1935年在河北恢复保定特委，其中有17个县恢复或成立了党的组织。吴还在会上将各县位置画了草图，向大会介绍了以定县为中心的白区党的工作。吴德的讲述，引起会议极大反响。1944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将原来白区党的组织“百分之百损失”的提法改写为“基本损失”，并写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说，当年吴德同志在会上绘画的那草图纸，有关部门还保存至今。
第二，抢运中共北方局档案。
七七事变不久，中共北方局的两部电台和大批档案转移到石家庄，党中央要求迅速送到太原。当时周恩来与彭德怀到了保定，十分关心档案的转移。李德仲负责石家庄到井陉段的运送，李雪峰负责井陉到太原的运送。当时铁路上党组织被敌破坏，李德仲回山区取枪，又逢大雨阻路，使约好送达档案的日期推迟了一天。周、彭十分焦急，分析这位党的老交通要么动摇回了北京，要么牺牲了，没想到他们返回太原的当天，李德仲即赶回石家庄，三天三夜没睡觉，发动铁路上的进步职工，用了一个车皮，顺利将中共北方局的档案装车运往井陉，接着由李雪峰运到太原。车到达太原后，大家十分高兴。李雪峰将那天李德仲冒雨骑自行车取枪事由，及德仲同志运送档案中表现的大智大勇作了汇报。运送北方局档案这件大事，德仲同志所表现的非凡组织能力与坚定干练的作风，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也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第三，土改卓著，扩兵17万。
1946年，李德仲任松江省委副书记，负责该省的土改工作。他坚决执行中央的土改政策，特别注意调整阶级关系，坚决依靠贫雇农，注重保护中农利益，谨慎对待富农，使松江省的土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松江出现了空前兴旺的景象，成为东北土地改革的成功范例。一次土改工作汇报会上，他的发言令坐在身边的李立三十分感动，竖起姆指称赞他“你年岁不大，政策水平蛮高哇!”。为保卫自己的土地，响应党的号召，松江省先后有17万青年踊跃参军，成为为四野输送兵源最多的省份。李德仲在东北成功的土改经验和扩兵17万的业绩，受到党中央和四野罗荣桓政委的高度赞扬。
第四，“甘做孺牛，义待高岗”。
解放前夕，东北由9个小省份合并为4个，李德仲调吉林省任副书记，书记是刘锡五。刘是 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抗战前，曾与安子文、薄一波、刘格平等61位同志被捕，一同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
刘德高望重，作风正派，看不惯高岗的霸道，两人顶得很厉害。 1951年，高岗打算把刘调走，按照常理，这是李升任头把交椅的绝好机会，然而他出于公心，去沈阳找高岗，力劝不要调刘。
那天，李走进东北局主席办公室，见高岗正坐在沙发上，慢条斯里地剥桔子吃。平素高、李关系不错，高器重李的工作魄力，私下交往也很随便，甚至打闹开心，谑称对方是大小“流氓”。
德仲本着维护老上级的一片公心，提醒自己的老上级不要因为调刘，让下面议论“西北派”排斥白区同志。当时，高岗边吃桔子边听他的陈述，开始气氛还好，谈着谈着，德仲动了真情，坦率地说自己“是没有派别的”。哪料到，话一出口，激怒了高岗。高一下扔出手里的桔子皮，站起来指着他厉声道：“你李德仲没有派别，莫非我高岗就有派别!”见高大发脾气，李一再道歉。高岗恼怒地摆手说：“算了，算了，不说了!”谈话不欢而散。
万没料到他的一番好心劝说，让高岗记恨在心，伺机报复。没多久，刘锡五书记调走了，李德仲继任当了吉林省的代书记，那时李才40出头。
一年后，“三反”运动开始，吉林省周持衡省长因贪污巨款被撤职，李德仲做为第一把手，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勇敢地承担起这一事件中自己应负的责任。周的父亲原是北洋曹琨政府的秘书长，考虑到统战的问题，中央从轻处理了周。然而高岗却在李给中央的检查上加了批语“我的意见，此人应长期降职降级使用”。于是就这样，李于1952年 9月被贬黜到抚顺，任龙凤煤矿矿长。 ，
高岗这十几个字的批示，让李背了多年的冤屈。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复出之后才知道此事！
1954年，高饶集团事发，周总理和公安部罗瑞卿部长亲临沈阳宣布中央决定。与会人员是省局级领导干部，会前周总理特意指示东北局，一定要让李德仲矿长出席。开会时，总理在讲台上大声问道：“李德仲同志来了没有?”李坐在远远的角落，举起手说：“来了。”大家都知道他被高岗整得极苦，都劝他利用这个机会上台揭发。可谁也没想到，在一片催促声中，李德仲同志不动声色，婉言拒绝揭发他的仇人。他平静地说：“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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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他下台了，罪有应得，我就不再投石下井了。”与会干部闻之，无不惊讶。会议休息时，受周总理之托，罗瑞卿找李德仲同志谈心，关切地询问他在龙凤煤矿的工作和生活，李深情地说：“我在矿山这几年，实际是上马列学院，懂得了什么是产业工人。”整个交谈过程中，德仲不涉一点个人恩怨，好像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4年以后，李老调人国家煤炭部工作。后听罗说，“当年总理见你不愿揭发高岗，沉思不语。但他总惦记着你”。果然， 1958年9月，国家为上“两弹”工程，制造计算机成了当务之急，而芯片是计算机的核心，因此发展我国的半导体事业成了战略项目。为选帅挂印，中央通知各部委上报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的领导干部名单，周总理从众多名单里仔细筛选，最后确定了由李德仲主抓半导体材料的研发。在一次专门会议上，周总理抽出十多分钟时间，单独接见了德仲同志，热情鼓励他努力完成这项重大任务。不久，李从煤炭部调中科院物理所任党委书记，全力投入到半导体科研中去了。“高岗事件”早已成旧，但德仲同志当年容人大度，给周总理留下极深印象。
“文革”这场旷日持久的内乱闹剧，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早已烟消云散。37年前那桩“李德仲专案”的故事，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总理在困难的处境下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全力保护了一位革命干部。
责任编辑张建安
(从《纵横》2005_第三期_P7转载) |
